2013年3月，时属鄞州区高桥镇的浙东运河姚江水利航运设施大西坝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由京杭运河连浙东运河的“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其中的大西坝旧址更引世人关注。
一、话从晚唐说起
在晚唐长庆元年（821），宁波（古称明州、庆元等，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宁波）刺史韩察奏请朝廷，将州治从鄞江边上的小溪镇，东迁甬江、姚江、奉化江汇集的三江口，并获得批准。宁波州治从狭小的小溪镇东迁到宽阔的三江口，是宁波由农耕文明迈向港口文明，因而发展成现在“港通天下”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凡。
然而，迁驻到三江口的宁波城，因东南北三面受三江咸潮之围，立即碰到了淡水资源欠缺和航运水道欠畅的两大问题。其中，航运水道虽然可从三江口进入姚江，或从甬江出海北上进入长江，都能深入内陆各地，但据后来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载：“大江乘潮多风险”，因而还得另开安全航道。
归结这两大问题，其实只是开掘河道一事，因为有了河道便能引水和通航。对此，勤劳精明的宁波人，逐步开掘了以宁波城为中心、辐射到东乡和西乡的六条塘河，使宁波初步形成了“三江六塘河”的水利航运的基本格局。这“三江六塘河”，不但初步缓解了当时宁波城的两大问题，而且还惠及现在。
“六塘河”中流经西乡的南、中、西“三塘河”，虽能引源于四明山区的樟溪、广德湖、大隐上游河之水入宁波城，也开通了宁波城通往城西各乡的航运水道，但还有两个不理想之处。如果四明山区雨水过多，便会引起樟溪、广德湖、大隐上游河之水泛滥成灾并通过这“三塘河”殃及宁波城。这“三塘河”的航运水道，仅限于宁波所属西乡，还不能走出宁波通向内陆各地。为弥补这两个不理想，宁波人又在广德湖南北两岸，分别疏浚或开掘了几条横穿南塘河或西塘河，南通奉化江或北通姚江的泄洪河渠。其中，南起西塘河、北通姚江、现在所称的大西坝河，很可能也是为此疏浚或开掘的既可泄洪又可通航的河渠。这样，在保证宁波城旱涝无忧的同时，也开通了宁波城唯一的出西门，经西塘河、大西坝河，进入浙东运河姚江，是避开三江口“乘潮多风险”的安全航运水道。
浙东运河由自然河道与人工塘河相接而成，西起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江接京杭运河（为现代名称，本文为叙述方便提前使用），途经萧山（古称永兴）、绍兴（古称越州）、上虞、余姚，东至宁波三江口接甬江出海，故又称杭甬运河。其中，余姚至宁波三江口的一段，在余姚划为宁波属县后称为浙东运河宁波河段。宁波河段是由主干姚江与两条支流并行共举。当姚江流到丈亭，向北分出一条支流叫慈江，慈江经化纸闸接镇海中大河后流入甬江出海。大西坝河和西塘河的开通，是姚江过丈亭后向南分出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的开通，便成了宁波经绍兴、杭州等地并进入京杭运河，通往内陆各地乃至京城的黄金水道，从此旅客往来、船楫穿流络绎不绝。
人在旅途讲究一帆风顺，特别是赶考学子、赴任官员、离家经商的人都想所乘船只能扬帆鼓篷，一往直前。为此，宁波人在大西坝到宁波城西门口的河道上建造的桥梁，多为“船舶过往，风帆不落”的石拱桥。这高高的石拱桥多达七座，依次为西镇桥、高桥、上升永济桥、新桥、望春桥、西成桥、大卿桥，其密集度占宁波西乡各河之首。其中，始建于北宋的高桥，古称“其桥甲于一郡”，1999年被评为“宁波十佳名桥”之一；始建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的望春桥，南宋宝庆《四明志》称其为“官塘河上第一桥”；始建于南宋晚期至明朝初年的大卿桥，被后世称为“宁波最高大的老桥”。
宁波人还将经大西坝通往京城的宁波城西门，在晚唐始建时命名为望京门，在南宋重修时改名为朝京门，在元朝重建时又取名为迎恩门；又因西塘河官船官员来往频繁而被称为官塘河。
二、坝自南宋始建
凡事总有利弊两面。泄洪河渠的弊端之一便是姚江咸潮的深入浸蚀和河湖淡水的过分流失，尤其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废3倍于东钱湖的广德湖为农田后，西乡“自是岁有水旱之患”，储蓄淡水资源更为紧迫。为此，宁波人又在泄洪河渠上逐年筑起碶闸、坝堰等排涝泄洪、阻咸蓄淡的水利设施。建在大西坝河姚江口头的大西坝，便是其中之一。
大西坝始建时间已无确切记载，而在修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的《四明志》已写到了大西坝，说明大西坝建于此前。始建的大西坝是座较为简陋的泥质坝，而且那里已有了一个通往姚江对岸的渡口叫西渡（也称蓝公渡），人们便称这座泥坝为西渡堰。此时，西渡堰这个地方隶属鄞县句章乡夕阳里高桥村。
泥质堰毕竟不能长久。据修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的《四明续志》记载，西渡堰虽然在淳祐年间（1241—1252）作了“稍加葺治”，但“未几堰复坏”。
于是，宁波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对西渡堰进行了重建。据《四明续志》记载：“宝祐六年（1258）八月，大使丞相吴公给钱五千七百三十九贯五百文，委司法赵良坦同副吏许枢监莅修筑，伐石辇材，费一出于公所，济博矣。”这座重建的西渡堰，因位于宁波城西，被称为西坝；又因是石质坝，也被称为石堰；更因此坝建得高大坚固，被称为大西坝。由此，大西坝之名便沿传至今。
大西坝到了明正统年间（1436—1449），因泥涂淤积而移向江边浦口重建。对此，民国《鄞县通志》有载：“西渡堰……岁久涂涨，明正统间，知府郑珞移浦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自1959年6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在江北区湾头附近建成姚江大闸后，使整条姚江成了蓄淡江道，大西坝就完成了“阻咸”（在继续“蓄淡”）任务的同时，又增加了排涝泄洪和翻江水入内河的任务，因而当地政府对大西坝进行了多次改造。1958年建成大西坝闸，1962年建成大西坝碶和大西坝翻水站，1970年改建了大西坝，1987年对翻水站进行了扩容改造，近年还接连新建了大西坝碶和大西坝闸站，而且这些水利工程是越建越大，功能越来越齐全。
按理说，大西坝的建成是阻碍了船只的航行，但事实上那里仍然是宁波通往浙东运河的要津。究其原因，只能从浙东运河和宁波古城这两方面来寻找。
浙东运河的航运条件是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该运河开凿于春秋晚期越国的“山阴古水道”，在晋朝开通了姚江接萧绍平原的河道，以后又经历代的相继开掘，到了宋朝实现了全线贯通。也是在宋朝，大西坝的姚江对岸掘通了到慈江的刹子港，并称那里为小西坝。刹子港的开通，给出大西坝的船只除了航行于姚江以外，还可以经刹子港到达慈江。船到慈江，可向东经慈溪，到镇海，出甬江口；也可向西经丈亭再入姚江。那时，甬江潮汐可以到达姚江上游的上虞境内，在经过丈亭时导致姚江和慈江的水流方向相反。据此，往返于浙东运河宁波河段的船只，按潮汐的涨落情况，正确选择航行姚江或慈江及启航时间，可以提高航行速度，缩短航行时间。
宁波自古就是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北宋初的咸平元年（998）到元末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367年中，朝廷置市舶司于宁波，宁波成了江浙地区唯一对外贸易的港口。在明朝，市舶司虽然迁回杭州，但宁波依然是杭州市舶司管理的重点通商口岸。在清初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列宁波为全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置全国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于宁波。鸦片战争后，宁波又成了“五口通商”地之一。如此长时期的经济、贸易重镇的宁波与内陆各地的来往，仅通过大西坝的一条途径，其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了。这种繁忙程度直到20世纪30年代开通了杭甬公路和杭甬铁路后，才得以逐渐缓和并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