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佳 通讯员 钟法 陈露佳
“我们是离婚了，但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凭什么不让我见？”“你老是找各种理由不让孩子按时回来，现在倒怪起我来了？”……这是陈某与前妻吴女士之间的一次争吵。
两人离婚后，3岁的儿子随母亲生活，陈某享有探望权。刚开始还能定期探望，但时间一长，陈某想见儿子一面越来越难。僵持之下，他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这样的情况，在离异家庭中并不鲜见。
婚姻破裂之后，信任往往也随之崩塌。探望权，本是法律为维系亲子关系留下的“一扇窗”，却在现实中常常演变成双方博弈的“新战场”，不仅让当事人身心俱疲，更让孩子在夹缝中承受隐痛。
在“见娃”这件事上，如何不让孩子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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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一纸判决易下，探望之路却频频“卡壳”
“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以‘没时间’‘不方便’为由推托。好不容易见到儿子，给的时间也很短，更不用说假期带孩子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陈某说。
吴女士也有她的顾虑：“万一他把孩子带到老家藏起来，我见不到儿子怎么办？”
一个想见见不着，一个怕失去不敢松手。
慈溪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熠对一起执行案件印象深刻：女方要求男方先付当月抚养费，才能看孩子；男方坚持先见到孩子，再付款。双方各不相让，最后由法院先代收抚养费，再安排见面。见面地点定在法院会议室，孩子怯生生地坐在椅子上，父母隔桌相对无言，全程气氛冰冷。
还有更让人揪心的场景。有家长探望受阻，直接冲到学校“抢”孩子。校门口拉扯、争执，孩子当众崩溃大哭。“这种伤害，可能比离婚本身更深远。”张熠说。
据统计，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宁波法院共审结探望权执行案件54件，占家事执行案件总数的1.37%。“虽然比例不高，但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纠纷执行案件中，探望权执行往往是较难处理的一类。”宁波中院未成年庭庭长孙雪说。
不同于金钱给付义务的“可度量”，探望权执行关乎家庭伦理，触及未成年人情感心理。对拒不协助的一方，罚款、拘留等手段虽于法有据，但在这类案件中适用率极低。法官们心知肚明：一纸罚单下去，或许能换来一次“配合”，却也可能在亲子关系中留下一道更深的裂痕。
“尤其是当离婚双方间的矛盾升级为对抗，探望权执行被当作博弈工具而非维系亲情的纽带时，执行过程便会举步维艰，同时容易催生新的矛盾点。”孙雪说。
执行“卡壳”，根源往往不在法律，而在人心。多位家事审判法官观察到，探望难背后，一类是直接抚养方认知不足或心结未解，未能理解父母共同陪伴对子女成长的意义，甚至将允许探望视为对前任的让步；一类是不直接抚养方探望方式欠妥，或沟通方式过于生硬，引发对方戒备；还有一类是长期分离后，孩子对不直接抚养方产生了抗拒心理。此外，探望方式虽经协商或判决确定，但随着子女成长，学业节奏加快、生活地点迁移等“变量”都可能让原本可行的方案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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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搭建第三方场所，让相见不再“剑拔弩张”
探望权执行难的背后，被困住的不仅是父母，更是无辜的孩子。
慈溪法院联合慈溪市妇联，依托“妇儿驿站”，设立儿童友好探望点。去年6月，首批7个“站点”挂牌，目前已增至68个，实现镇（街道）全覆盖。
探望点内设有绘本阅读角、亲子活动区，配备积木、画笔等玩具，褪去了司法场所的严肃感。“夫妻离婚后，关系会变得微妙，很多矛盾会被放大。”慈溪法院民一庭庭长马红伟说，“一个安全、中立的第三方平台，能让双方放下戒备，把注意力从‘谁对谁错’转向‘孩子需要什么’。”
这份“安全”与“中立”有专业力量支撑。探望点配备经过培训的社工，协助与父母沟通、安抚孩子情绪，发现冲突苗头及时介入。“探望不只是见面，也是离异父母重新学习合作育儿的契机。”马红伟说。
徐颖（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去年夏天，她和前夫潘宏（化名）经法院调解离婚，女儿由她抚养。此后潘宏多次申请执行探望权，经马红伟提议，双方约在离徐颖家最近的儿童友好探望点见面。
“那天，孩子被积木吸引，拉着我们一起搭。在轻松的氛围下，通过法官调解，我们对探望时间、接送方式等重新作了细化约定。”徐颖说。
对徐颖来说，去探望点最大的好处是“不必独自面对”。以前她总担心探望现场只剩自己和前夫，稍有分歧便会针锋相对。现在有专业社工在场，即便发生分歧，也能及时被引导并化解。“我不怕他来看孩子，怕的是每次见面都像接受一场审判。现在有第三方在场，我可以安心地把孩子交过去，自己也不用硬着头皮跟他吵架。”
对潘宏而言，探望点则给了他“当父亲”的底气。“至少我知道，到了那个地方，我一定能见到女儿，不用再吃闭门羹。”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会在探望前后分别与他和徐颖简单沟通，提醒他哪些言行可能会让女儿感到不适，哪些陪伴方式更能被孩子接受。
渐渐地，这个小小的探望点成了一个缓冲带。徐颖不再把前夫的探望视作“入侵”，潘宏也不再带着“维权”的敌意前来。他们开始习惯于见面时先聊聊女儿身上新近发生的趣事，再商量下次探望的安排。
在慈溪模式之外，宁海也在探索自己的路径。探望权基地设在宁海县妇儿活动中心，由宁海法院、宁海县妇联共同打造。入口处设置“亲子寄语板”，引导父母专注于亲子互动；内部设有调解室、成长驿站等功能区，配备玩具角、心理沙盘等专业设施。该基地侧重一站式服务，依托共享法庭提供线上法律咨询和援助，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团队缓解家庭对立情绪，开展“向日葵”家庭成长活动，联合学校、社区开设家庭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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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打通“最后一公里”，还需多方合力护航
柔性执行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要真正打通探望权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仍有几道现实的“坎”需要迈过去。
慈溪的儿童友好探望点得以铺开，得益于妇联系统“妇儿驿站”的既有网络，但点位的日常运维，以及心理咨询师、社工等专业人员的配备，都需要持续的支撑。柔性举措约束力有限，广泛推广仍需逐步完善配套保障。
跨部门联动的堵点同样客观存在。宁波法院与社区、公安、教育部门的联动机制在常规事项上协同高效，找人、送达、家事前端化解成效明显。但在恶意躲避、跨区域失联、藏匿未成年人等复杂情形下，受警力配置、权责边界、信息壁垒等因素制约，“想联动但联不动”的情况时有发生。
更棘手的是“软对抗”——人户分离、刻意回避、刻意挤占探望时间，这些行为不激烈，却足以让探望寸步难行。联动社区、公安核查实际居住地址与活动轨迹，联合妇联工作人员和家庭教育指导师开展谈心疏导，发出家庭教育令督促当事人正视协助义务，灵活调整探望形式……这些柔性手段多数情况下能逐步缓和对立，但对于长期刻意规避、反复变相阻挠探望的情形，往往治理周期长、反复性强，难以一次性彻底化解。部分当事人始终消极配合，即便多次劝导，甚至依法采取惩戒措施，仍持续阻隔亲子相见。“这类长期僵持的局面，是我们开展执行工作时感觉最无奈的。”一名执行法官说。
当孩子本人表示不愿见父亲或母亲时，法院的处理尤为审慎。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法官会通过独立询问、情绪观察、背景调查、第三方心理评估等方式，区分是孩子的真实意愿还是成人的不当引导。鄞州法院依托“亲情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引入专业力量开展全流程心理疏导，出具专业评估意见，既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又避免其被不当利用。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说起来是一句话，做起来每一个案子都要反复掂量。”一名法官说。在她看来，孩子的意愿、父母的诉求、法律规定、个案实情，每一项都要顾及，尺度并不好拿捏。
比起攻克技术性难题，改变观念更难。多位法官提到同一个观察：公众对探望权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父母权利的层面，只纠结“能不能见、见多久”，却很少问一句“孩子想要什么？”
破解探望权执行难，不仅需要执行思路的转变，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合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调联动作用，依托村（社区）阵地，推动普法宣传常态化、精准化；要发挥典型案例的规则引领作用，引导当事人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共识，妥善协商子女抚养相关事宜。同时，邀请代表委员、人民陪审员、调解员等充实家事纠纷调解队伍，推动婚姻家庭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
依法执行是底线，全力修复亲子亲情、化解家庭矛盾才是目标。请放下彼此隔阂，别让成人之间的矛盾，阻隔孩子拥抱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