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王婧霞 通讯员 姚佳倩 许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彻山河。短短一个月,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
上海沦陷后,杭州告急,宁波成了浙东前线最大的后方,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战。
捐钱捐物,以财力救国
炮声隔江可闻,宁波的商人站了出来。
奉化人竺梅先,中国近代民族造纸业的拓荒者。1938年,竺梅先与夫人徐锦华筹款5万元,在奉化后琅乡(今奉化区莼湖街道)泰清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在4年里先后收容、教养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流浪孤儿570余人,免费提供食宿和教育,开设小学、初中文化课,以及纺织、木工等技能课,并融入抗日救亡教育,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诗篇悉数收录在教材中。
1939年秋,在国际灾童教养院办学最艰苦的时候,竺梅先抵押了民丰造纸厂、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3家企业的全部股票,倾尽家产救助流离失所的同胞。旅沪宁波同乡纷纷慷慨解囊,在沪创办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救治负伤将士。
1941年宁波沦陷前,竺梅先又兼任鄞县粮食调剂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往乐清、永康等地购运大米,救济鄞奉灾荒。
与竺梅先并肩而行的,还有鄞县人王宽诚。抗战爆发后,王宽诚认购救国公债法币22万元,与实业家李康年等人集资120万元创办中国钟表厂,生产的“三五牌”台钟可与洋货抗衡。
传递情报,以身躯护乡
烽火岁月里,宁波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1937年,燕京大学女学生卢琼英回到宁波,成立“卢家读书会”开展救国宣传。抗日战争中,鄞县妇女积极开展自身解放教育、编辑出版抗日刊物、掩护地下党同志、参与交通联络、救治伤病员。
“当时,我们的秘密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中进行党的宣传,宣传的内容都是秘密联系的同志来传达布置的。另外,也搜集地主、伪保甲长的动向,搜集各种游击队和土匪武装的情报。”抗战时期参加过地下工作的邱阿姣回忆道。在鄞县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史料中,被记录下具体事迹的还有35位妇女干部。
镇海澥浦妇女支部书记李翠玉,以澥浦小学为抗日宣传主阵地,发展党员并建立妇女支部。她与其他同志组成“八兄妹”革命团体,开展刻印传单、传送情报、筹措款项等秘密工作,发动妇女活动;在鄞江镇建岙村,“建岙妈妈”钟仁美把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先后送进了革命队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工作者,她的家也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
各尽其力,以行动报国
1939年5月,奉化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张泰荣主持的奉化孤儿院被迫迁至楼岩项岙。1941年4月县城沦陷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日谣言数起,不外乎敌与匪之行动如何云云,虽经明了,而已饱受惊惶矣。”一位普通教师,用一本日记记录了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宁波爱国报人金臻庠在《时事公报》上发出号召,支援上海抗日。宁波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将捐款送到报社,捐款累计10203.5元。各饼店彻夜赶制咸光饼,慰劳前线将士,仅一日就捐了30万个。送往前线的还有麻袋2959只,棉裤、卫生衫、生姜糖,不计其数。
“我们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为,虽充满了危险,但我想,在当时每一个朴实的中国人都能够做到。”象山渔家女赵小宝与丈夫麻良水冒死营救“杜立特行动”坠机的5名美军飞行员。余姚丈亭镇凌宝庆和另外39名壮劳力,为躲开日军检查站多绕15公里山路,摸黑走了一整夜,天亮时终于把粮食送到战士手中。
全民族抗战的伟力,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挺身而出的瞬间。他们没有军衔,没有番号,却以各自的方式守住了阵地,用生命回答了时代的叩问——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