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田文
日前，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以“文明互鉴 世界愿景”为主题的图形印展惊艳亮相，这也是宁波图形印项目再登联合国舞台。展览以方寸印石为载体，浓缩了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特色文化符号，其中10余位宁波艺术家贡献了30余件力作。
一枚枚小小的图形印，为何能从宁波走向世界？答案正藏在宁波与西泠印社跨越百年的金石之缘里。
从一块汉碑，到两位执掌印社的宁波籍社长，再到四十余位活跃于社内外的宁波籍社员——这条文脉，从甬江之畔出发，一路绵延至西湖孤山，再借由当代宁波艺术家的刀笔，把方寸印石推向了联合国舞台。
这是一座城市与百年名社的缘分：像一方古老的印，深深钤在岁月的宣纸上。
一块石碑，从客星山走进孤山石室
“五月杨梅正满林”，杨梅之乡横河镇地处慈溪与余姚的交界，南边有翠屏山脉连绵起伏，北边耸立着一座山，形如金字塔，这山便是客星山。
客星山上，曾藏着一件宝物。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有个山民扛着锄头到客星山高风阁下方掘土，挖出一块青灰色石碑，上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消息传到当地有名的金石爱好者周世熊耳中，他立刻约上同好赶到山上，拂去浮土，一块断失碑额的石碑出现在眼前。碑文共217字，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朴拙高古。这正是后来被誉为“浙江第一碑”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汉碑。
周世熊连夜雇船将石碑载回家中，悉心守护。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年）秋，一队太平军士兵闯入周世熊家，随手将石碑搬去垒了灶台。待到他们撤走，周世熊从一堆乱石中扒出石碑，拂去烟灰——青烟熏黑了左侧的石皮，但文字完好无损！此后乡邻视之为神物，争相拓取碑文悬于家中避邪，称之为“风神碑”。
几十年后，石碑几经辗转，被古董商人陈渭泉带到了上海。1921年，一个日本古董商欲以八千元大洋购走。消息传出，上海古董商毛经畴立刻告知上海知事沈宝昌。沈知事心急如焚，他连夜赶到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家中，共商大计。他们派人给西泠印社送去一封信。
彼时的西泠印社，正在孤山上筹划园林建设。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辅之一听，当即拍板：“孤山正缺一件镇社之宝，此碑若来，天意也！”他与吴昌硕等人在上海商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赎碑行动”，联名发布了《辛酉收回汉三老碑并建石室募捐公启》，开篇即言“浙江汉碑极少……倘三老碑流失海外，岂非吾邦人之耻耶！”强调“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
一时间，沪浙两地的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旬月之间，65人醵资一万一千余元，以八千元赎碑，余款在孤山修建石室。1922年，汉三老石室落成，社长吴昌硕作《汉三老石室记》，记录了此事经过。至此，这块石碑永驻西泠印社。
一块石碑，从宁波乡野的泥土中醒来，在灶台的烟火中幸存，跨越岁月风尘，最终在西湖边安了家。宁波给了它血肉，西泠给了它归宿。这一段金石之缘，由此落下了第一枚印章。
两位社长，从甬江畔走向孤山顶峰
如果说汉三老碑是“物缘”，那么两位宁波人执掌西泠印社，便是“人缘”。两位社长一前一后，从甬江之畔出发，带着东海的风涛，把最深沉的热爱留在了西湖边的孤山上。
先说马衡。鄞县人，字叔平。他与西泠印社的缘分，早在青年时便已结下。1904年，西泠印社初创，彼时的马衡不过二十出头，已是印社社员之一。马衡精研金石与六书，在古文字学领域造诣极深。彼时，他结识了第一任社长吴昌硕，成了忘年交。吴昌硕为人宽厚、提携后学的品格深深感染了马衡。后来，马衡对待年轻社员从不吝啬指点。
马衡不仅以学识入社，更以行动护社。1910年，他捐资大洋五十元——在当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还购置磬氏茶几四张、靠背一字椅八张、大方几桌一张、圆桌面一张等，派人从宁波运往杭州。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一只小舟载着这些家具，从甬江出发，经运河，抵达孤山脚下，搬进印社。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以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先驱的身份出任古物馆副馆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荐西泠印社的社员。王福庵、唐源邺等人被他邀请进院，负责古玺印的钤拓工作。那些深藏在紫禁城里的历代玺印，通过西泠印人的手，一页一页被拓印出来，集结成谱。这不仅让这些篆刻家的才华得以施展，更让西泠印社的名字，随着这些拓本传遍了大江南北。
1947年重阳节，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彼时抗战方歇，印社百废待兴。社员们齐聚孤山，一致推举马衡为第二任社长。那时的马衡已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就任时说过的一句话，后来被刻在印社的石壁上：“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这一见解，为西泠印社的金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印人。
再说沙孟海。也是鄞县人，原名文若。少时家贫，买不起纸墨，他便用手指蘸水在青砖上练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块砖竟被他写出了一个浅浅的凹坑。后来他成了现代书法泰斗，那手“沙体”榜书，铁画银钩，气吞山河。他不仅是书法家，更是西泠印社在困顿岁月里的“救火队长”。
1957年，西泠印社又一次百废待兴，筹备恢复工作繁忙。沙孟海多次奔赴上海、江苏等地，一家一家敲开藏家的门，四处联络，征集文物——金石拓本、印谱、名家篆刻原作，一件一件被他收入囊中。交通不便，他挤火车、坐轮渡，怀里抱着裹了又裹的“宝贝”，生怕磕了碰了。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笑：“这些东西不归印社，就散了。”正是他的四处奔走，西泠印社的重启才有了家底。
1979年，沙孟海当选为第四任社长，八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走上孤山，对社员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印社不是茶馆，是学术殿堂。”他上任后，将印学理论研究作为印社发展的核心任务——他亲自撰写的《印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梳理印学发展脉络的专著。为了推动社刊《西泠艺丛》的创办，他把自己珍藏的“沙邨题跋”和《印学史》稿件，独家授权给社刊连载。
在沙孟海的倡导下，西泠印社于1983年首创国际印学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会聚孤山，共话金石。他还策划了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设立了沙孟海书法奖学金。他提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拓展了篆刻的艺术表现力。六十载学术生涯，他践行了自己对西泠印社的承诺：“惟愿金石之光，永照孤山。”
一位是奠基者，一位是复兴者。马衡与沙孟海，两位宁波文化人，相隔半世纪，却做着同一件事——把西泠印社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点亮，再交给后来人。
一群宁波人，让金石之光光彩照人
除却两位社长，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副社长不得不提，那便是潘天寿，宁海人。1963年至1971年，他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潘先生凭借自身在艺坛的极高声望，与张宗祥社长等人携手奔走，为印社守住文脉、延续薪火，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此前印社沉寂多年、活动中断，正是在他多方筹谋下，1963年印社顺利举办建社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及第二届历代金石书画作品展，让西泠印社重焕活力，重回正轨。彼时他兼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还倾力举荐陆维钊、沙孟海等一众名家贤才参与社务，大大提升了社员整体艺术水准。
潘天寿先生推崇并践行诗、书、画、印四艺兼修的综合修养，更把这一理念传递给青年学子。他独树一帜的国画教育理念，以及《中国绘画史》《治印丛谈》等书画、印学著作，也为后世学人留下了珍贵丰厚的理论财富。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西泠印社的活动一度陷入停滞。就在那些艰难岁月里，还有三位宁波印人站了出来——慈溪人张鲁庵、鄞县人秦康祥和高式熊。他们被后人称为印社的“宁波三老”。
张鲁庵，杭州张同泰药行的第五代传人，毕生痴迷于金石篆刻。他收藏善本印谱四百余种，秦汉铜印及名家刻印千余方，被称为“旷世壮举、印史奇人”。1962年，张鲁庵病逝，夫人叶宝琴遵其遗嘱，将他毕生珍藏的433部历代印谱（近2000册）、1525方历代玺印和流派印章，悉数捐给了西泠印社。其中37部印谱、31方印章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那是西泠印社建社以来接收数量最多的一笔文化遗产。
秦康祥，出身宁波世家，雅好金石收藏，庋藏历代玺印三千余方。他对印社最大的贡献，是整理史料。1957年，他与孙智敏等人在创始人王福庵的主持下，倾力编纂了《西泠印社志稿》——印社第一本也是最权威的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印社的地理环境、创立缘起、社员传略、诗文碑记、摩崖石刻等等。可以说，没有秦康祥，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就会遗漏厚重的史实。
高式熊，鄞县人，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他生于书香门第，幼年便随父学印。他刻的印，刀法爽利，能在一方寸石上刻下百余字，字字如蚁足却清晰可辨。九十九岁那年还坐着轮椅参加印社活动，握着一方新刻的印石，对年轻人说：“你们看这线条，要有骨。”高式熊一生治印无数，却从不收学生一分钱学费。
这三位宁波人，在王福庵的带领下完成了百年印社史的两大伟业——一是撰成《西泠印社志稿》，二是刻成《西泠印社同人印谱》和《西泠印社名胜印谱》。在金石寂寞的年代，他们用笔和刀，替西泠印社守住了根脉。
再来说一位传奇人物——朱复戡。鄞县梅墟人，七岁便能作擘窠大字，十六岁时篆刻作品入选《全国名家印选》，十七岁参加海上题襟馆，年方十九，出版了第一部印谱《静龛印存》。他从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上海美专教授，晚年任西泠印社理事，最终成为西泠印社的名宿。
再把目光投向更早的赵叔孺，鄞县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他与吴昌硕是近现代海上印坛的两座高峰。赵叔孺之于宁波与西泠的缘分，不止于他自己的创作。他门下弟子陈巨来、张鲁庵、秦康祥、沙孟海、方介堪、叶露渊、高式熊等，几乎撑起了宁波籍西泠社员的半壁江山。一位老师，一脉薪火，从鄞县出发，传遍了西泠印社的每一个角落。
时光流转，当代的宁波籍社员同样活跃，如满天星斗，闪耀着对金石之道的赤诚。
陈振濂，现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自2003年印社百年大庆始，陈振濂一直兼任秘书长，成了印社全面改革和飞速发展的“总推手”。他提出“重振金石学”，一改印社过去只盯着刻印的老路子；首创“考试入社”，给年轻艺术家搭建公平竞技的舞台；把传统的春秋雅集重新请了回来；抛出“大印学”新思路，策划“图形印”等新项目，带着印社走向国际、玩出花样。
祖籍鄞州的陈振濂，受聘为宁波文艺大师，成立了“陈振濂文艺大师工作室”和“陈振濂书学馆”；策划了《改革开放40周年宁波书法篆刻艺术成果展》等一系列展览，助力“书法甬军”高调亮相；在宁波率先启动了全国“蒲公英计划”示范区，把美育公益的种子撒遍大地；长期兼任宁波沙孟海书学院副院长，推动“沙孟海杯”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等重量级活动。
童衍方，祖籍宁海前童，西泠印社现任副社长，也是当代中国金石书画、收藏鉴定领域的名家。他师从来楚生、唐云，篆刻朴茂奔放，颇具阳刚之美。1982年，童衍方进入西泠印社，从此走上“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路。同样是宁波文艺大师的童衍方，在家乡宁海前童古镇开设了一家艺术馆。
余正，祖籍鄞县，西泠印社理事，曾任篆刻创作研究室主任，师承韩登安，著述丰硕，是当代篆刻创作和印学理论的重要推手。
孙慰祖，祖籍宁波，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为当代著名的印学理论家，精于玺印篆刻鉴定研究。
陈茗屋，镇海人，西泠印社社员，现任全日本古典篆刻研究会会长，在镇海开设陈茗屋书法篆刻公益班。
此外，还有吴永良和周节之、周律之兄弟，以及包根满、施晓峰、张奕辰、蔡毅、孙群豪、钱路、张明珠、胡朝霞、钮利刚、贺维豪、阮解等皆是宁波人。
从马衡到沙孟海，从张鲁庵到高式熊，从赵叔孺到陈振濂——自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宁波籍印人先后入社者已有四十余人。他们中有的远赴海外传播中华金石文化，有的在家乡默默耕耘、培育新人，在印社的百年社史上“留朱遗白、添光增彩”。一代又一代宁波人，以不同的方式走进孤山，又以不同的方式把金石之光带回甬江。
如今，走进宁海潘天寿艺术馆、鄞州沙孟海书学院、江北陈振濂书学馆、海曙朱复戡艺术馆、宁海童衍方艺术馆、鄞州五马馆等，细细追溯，都与西泠印社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