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思/文

人物名片

余泽民，祖籍慈城，作家，文学翻译家。翻译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代表作，译介多位匈牙利作家作品约30部，被誉为“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著有长篇小说《纸鱼缸》、文化散文《欧洲细节》等10部作品。

核心观点

■文学是一种“有用之用”，通过文学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而阅读是所有文学活动的根基

■人工文学翻译具有AI无法替代的优势，AI缺乏情感与个体化感悟，而文学翻译需译者结合阅历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怀，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全民阅读意义重大，年轻人并非不爱读书，而是未体会到读书的快乐；读书是主动选择，其带来的共鸣、思考等独特情绪体验，是短视频、电影无法替代的，全民阅读的基础是让人们多接触书籍、养成阅读习惯

4月，是宁波读书月。今年4月20日至26日，我国迎来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日前，祖籍宁波慈城的余泽民走进宁波图书馆福庆馆，以“拉斯洛、李白与我——从2025年诺奖作家的中国情结说起”为主题，带来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学分享。

讲座落幕，这位“中匈文化摆渡人”接受记者专访，细说他与拉斯洛因李白结缘的动人故事，更将这份跨越文化的文学共鸣，与故乡宁波的文化底蕴相连，畅谈阅读与文化传承的力量。

一场免签的奔赴：怀读书热忱，赴文学之缘

记者：余老师，您是医学出身，后来赴匈牙利发展，深耕文学翻译与创作。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匈牙利的？

余泽民：我现在能走上文学这条路，看似偶然，实则是一种必然。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我们恰逢疯狂读书的时代，有大量接触世界名著、古典名著的机会。当时我在北京医科大学上学，要啃很多厚厚的医学课本，但还是会挤出不少时间读文学作品，觉得读书是了解世界的窗口。后来读研究生时，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学艺术心理，又开始读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书籍，这些阅读积淀，为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重要基础。

去匈牙利的原因其实很简单。1991年，我听说匈牙利对中国免签，年轻气盛想出去看看世界，哪怕当时是非洲某个国家免签，估计我也会去。说实话，我去之前，连匈牙利在哪里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当地有自己的语言，还以为出了中国到处都能说英语。到了才知道，匈牙利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德语，英语并不普及，我只能被迫学习匈牙利语。

记者：您到匈牙利以后，是怎么认识拉斯洛的呢？

余泽民：我和拉斯洛的相识特别意外，现在想来也很有戏剧性。1993年4月，我正经历生活困境，寄居在匈牙利南方小城塞格德的朋友家。朋友叫亚诺什，是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人，身边聚集了很多作家、诗人、学者，我也因此有机会认识匈牙利的文化精英。

在这些人里，只有拉斯洛对我格外感兴趣，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特别痴迷。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已经写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撒旦探戈》。当时他一开口就聊李白，聊他的中国之行，那种兴奋劲，比我这个中国人还要强烈。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越聊越投机。后来他觉得没聊够，就把我带回他家，我们又相处了一周，话题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化。

1998年，我陪拉斯洛探寻李白的足迹，那一路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李白，爱上了李白的诗，这种相互影响，让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

亚诺什后来告诉我，拉斯洛曾说我是一朵莲花。当时我特别意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比喻过我。后来我慢慢理解了，对拉斯洛来说，莲花代表着他心目中中国人的心性——安静、内秀，不张扬。可能我的性格，刚好契合了他对莲花的想象，这个比喻我一直记在心里。

一份热爱的深耕：借阅读之力，译岁月深情

记者：1999年您翻译了拉斯洛《仁慈的关系》里的一篇短篇小说，这是您翻译之路的起点。当时是怎么会想到去翻译的？

余泽民：1998年，我陪拉斯洛来中国走了一个月后，就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个月里，我了解他采访的每一个人，知道他问的每一个问题、听到的每一个回答，就特别好奇他会怎么处理这些素材，怎么把这些经历变成文字。

回到匈牙利后，我每天都和他的编辑在一起，把我们在中国录的14盘录音带一字一句整理出来，看着这些素材如何被他运用到创作中。这就像知道了厨师的所有原料，好奇他最后会做出一道什么样的菜。这种兴趣推着我开始用匈牙利语阅读。我阅读的第一部作品是拉斯洛的小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擅用长句，有时候大半页纸都没有标点，翻译他的作品，难度颇大。我咬着牙翻译完一篇后，再读其他作品就轻松多了，就这样，我自然而然地对匈牙利语阅读和翻译产生了兴趣，慢慢走上了翻译之路。

记者：现在AI翻译越来越便捷，您觉得和AI相比，人工翻译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余泽民：我觉得AI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AI没有情感、没有感性认知，没有细腻的个体化感悟，这些恰恰是文学翻译最需要的。不管是翻译还是写作，本质上都是创造，都需要基于个人的经验和阅历，这是AI不具备的。AI更像是一种算力，你给它“投喂”各种资料后，它会通过“算力对齐”，却无法达到“最好的翻译水平”，它适合替代那些应用型的、标准化的翻译工作。

但文学翻译恰恰不是标准化的，它需要译者结合自己的阅读积累、人生阅历，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情怀，这是AI无法达到的。人类翻译的作品还能反过来“投喂”给AI，提升AI的水平。二者是互动关系，不是替代关系。AI只是我们的工具，不用过分畏惧，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记者：从翻译拉斯洛的作品到自己创作小说、散文，这是自然的过程，还是您本身就有写作积累？

余泽民：所有文学活动的根基都是阅读，不管是翻译还是写作，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我出国前就喜欢写东西，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大学的校刊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种成就感特别美好。出国后，生活中有很多波折，也有很多前所未有的经历，我就习惯把这些记录下来，像是对身边人和事的观察与记录，这些后来都成了我写作的素材。

我从事翻译工作是受拉斯洛的影响，1998年陪他在中国旅游的一个月，对我来说就像一堂文学课。如果没有之前的阅读积累和写作练习，我翻译的文字也不可能到位。阅读是基础，翻译和写作则是平行发展、相互促进的。对我来说，文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翻译、写作，再到如今在大学教书，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一切都源于阅读。如果没有阅读积累，我也走不上翻译和写作的道路，这就是文学的“有用之用”，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一次温柔的“寻根”：携书香归乡，赴甬城之约

记者：您反复强调“阅读是一切的根基”。短视频时代，大家越来越难沉下心阅读。4月是宁波读书月，您对年轻人读书、对推动全民阅读有什么建议？

余泽民：全民阅读是一件特别好的事。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没有体会到读书的快乐，所以才会被短视频吸引。短视频是被动接受，你往往不知道刷到的下一个视频是什么；而读书是主动选择，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在阅读中产生共鸣、被感动，还有时间和空间去理解、去思考、去重建故事，这种心理活动和情绪体验，是短视频、电影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阅读的独特魅力。

我觉得全民阅读最基础的，就是让大家尽可能多地接触书、拿到书，只要有机会翻开书，就有可能被打动，慢慢养成阅读习惯，体会到阅读带来的快感。

记者：您祖籍慈城，这次回来您有什么感受？有没有发现宁波的新变化？

余泽民：我爷爷姓余，奶奶姓冯，都是慈城的大姓。这次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亲切，有一种“寻根”的意味。我在国内很多图书馆、大学都做过讲座，但回到宁波、回到慈城，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和亲戚们见面，还去了苏梁村、半浦村、虹星村，看到了我爷爷祖上几代人住过的老屋，还见到了很多从未谋面的亲戚，血缘带来的亲切感，特别温暖。

我这次去慈城，特意去抱珠楼捐了一些自己的书，包括我写的书和翻译的作品；还去探望了亲戚，参观了冯骥才先生的祖宅，了解了更多慈城文化，如今对这片土地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情感牵系。

慈城现在成了旅游小镇，好在没有过度商业化，老街还是有人居住，这种“活态”的文化传承特别好。尤其是苏梁村的那座明清老屋，门上的铁锁都锈成了疙瘩，墙上还挂着一对老人的照片，那种岁月的厚重感，让我觉得里面藏着说不完的故事，我打算找一些老照片，写一写我们家族的故事。

记者：您是跨文化传播的代表人物，您对宁波文化的传承和对外传播，有哪些建议？

余泽民：宁波是中国与中东欧交流的重要城市，也有中东欧研究机构，还有天一阁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氛围很活跃。宁波《文学港》杂志办得很好，宁波文学周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

我觉得宁波可以继续发挥这种优势，多举办文学活动，邀请更多作家、译者前来交流，把喜爱读书的人聚集起来，扩大阅读和文学的影响力，用文学滋养大众。尤其是在AI时代，更要守住阅读这个阵地，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学的力量，这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

徐诚 吴冠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