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书递到我手中时，红封面带着温润的触感。宁波市荣誉市民——七个大字，在灯光下显得沉静而庄重。我稳稳接过，这个瞬间，我想起了很多。

想起去年收到的信，想起宁波的那条路，更想起20世纪70年代祖父第一次返乡的那个春天。

一

“最美上学路”。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是在李关弟中学寄来的照片上。宽阔平整的人行道，崭新的连廊，路旁的展示栏，静静诉说着我祖父李关弟和父亲李文龙的故事。

随照附着一封短信，盖着校长的印章。信上说，这条路不仅保障安全，更是一间课堂，希望走过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能从这些故事里感受到奉献的重量。

我当即提笔：“这不仅是对先辈的肯定，更是让无私奉献的精神薪火相传。”落笔时，我忽然想起祖父——那位念叨了一辈子“阿拉宁波”的老人。

那是20世纪70年代，离家20多年的祖父第一次回到宁波下应。看到家乡的孩子还在简陋的平房里上课，他没有犹豫，捐出了10万港元。在当时，那是“天文数字”。可祖父觉得，和他年少时没能读书的遗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走出去，不忘本。”这句话，成了我家的家训。

1999年，下应中学择址扩建。那时祖父刚故去一年，父亲李文龙捐资完成了新校区一期4幢大楼的建设。2000年，学校更名为“李关弟中学”。祖父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二

我的父亲，是在祖父去世后，将“华昌集团”更名为“李氏集团”的。他说：“企业名字可以变，根不能改。”

在非洲，人们称他“拖鞋大王”，尼日利亚95%的塑料拖鞋来自我们的工厂。父亲还把事业版图从单一的制鞋业拓展到多元领域，成为非洲制造业标杆。但在父亲心里，最重要的身份同样是“宁波人”。

他几乎每年回宁波，却从不声张。印象中，他总是穿得很简单：浅色衬衫、开衫、布鞋。他说：“回家就是回家，不是做客。”

2014年，宁波日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队来非洲采访。父亲陪着家乡记者参观工厂，对着镜头承诺：“非洲市场很大，家乡的企业要是想来，我们能帮的一定帮。”

这话他说得平淡，但这么多年来，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宁波中策动力和我们的合作，始于我父亲。当年非洲经常停电，工厂生产受影响，父亲找到了中策。从几台发电机组开始，到建电站、建园区，合作越来越深入。如今中策在非洲7个国家建了200多座电站。

宁波建设集团也跟随我们的项目，在非洲盖起一座座厂房。

一句简单的承诺，最终由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与建筑，化作横跨两大洲的桥梁。

三

父亲对我要求很严。

我完成学业后，他没让我留在香港，而是直接派我去了尼日利亚的工厂，从最基层做起，和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干活。

拉各斯的天气湿热，在车间里待一会儿就浑身湿透。记得有一次，我在生产线旁检查产品质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休息时，工人递给我一瓶水：“李，辛苦了。”

我摇摇头，想起父亲的话：“要在这里扎根，就要和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真正在一起。”

父亲在工厂空地上种了许多三角梅。他说，这花生命力强，有点土有点水就能活。花开时，整片空地红艳艳的，在非洲的阳光下很醒目。

许多年后，当我在万里之外的宁波帮博物馆，看到一个个背井离乡、终在他乡枝繁叶茂的故事时，忽然懂了父亲的选择——这花不择水土、落地生根的性子，像极了我们离开故乡、闯荡四海的宁波人。

四

2019年，父亲在香港去世。

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拉各斯开会。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模糊：“李先生走了。”挂了电话，我继续把会开完。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站了很久。

父亲走得突然。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回宁波时，站在三江口，看着江上的船只说：“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企业做得多大，而是我始终记得自己是宁波人。”

2021年，我们把父亲接回了宁波安葬。葬礼简单，墓碑面朝东方——下应的方向。

结束后，我在墓前站了一会儿。想起1998年，爷爷去世那年我第一次来宁波，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忽然感到了一种传承的力量。

五

前几天，我又去了下应。

爷爷出生的老屋早已不在了，原地建起了新小区。我找到那条巷子的大致位置，站在那里。

1998年的风带着陌生，如今的风里多了熟悉。28年，我从寻根的年轻人，成了被故乡认可的“市民”。这个身份连起了1998年和现在，连起了爷爷、父亲和我。

这座城见过我爷爷的少年时期，见过我父亲的来去。如今，也见证了我接过这本证书的时刻。

拉各斯工厂里的三角梅，应该又开了。那些父亲种下的花，还在异国的土地上盛放。

这本证书我会好好保存。它告诉我，无论走多远，宁波永远是起点和归宿；无论企业做多大，我永远是宁波的孩子。

讲述人：非洲尼日利亚李氏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宁波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李晓峰

（单玉紫枫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