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龚旭琪

岁末的甬城，塘河波光粼粼。

从西乡西塘河的古桥倒影到三江口的江海汇流，流淌千年的水系交织成网，不仅滋养着宁波平原的沃土，更镌刻着古人因水制宜的生存智慧与通江达海的开拓精神。

70年来，宁波考古工作者循着水脉追溯，月湖公园的水则碑遗址、南塘河的长春塘遗址、西塘河沿岸的码头遗迹、倪家堰与姚江故道交汇处的压赛堰遗址等相继现世，一步步揭开了这座城市水运网络的千年密码。在宁波考古走过70年之际，记者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林国聪一同探访，解码塘河与运河背后的文明基因。

天一阁·月湖景区平桥河畔，一方历经沧桑的“平”字石碑静静伫立。这便是在1999年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的水则碑，它并非普通石刻，而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水文观测系统实物例证之一。

石碑正反两面均镌刻着硕大的“平”字，经实测，“平”字笔画高度与现在的黄海海拔对应，第一横对应海拔1.62米，第二横对应1.36米，与常年水位1.33米基本吻合。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沿海制置大使、庆元（今宁波）知府吴潜主持建造此碑，将全城河流水位统一换算为平桥处标准，“水没‘平’字则泄，露出‘平’字则蓄”，通过直观的石刻标识实现全城水利统一调度。

“水则碑的科学价值在于其系统性和实用性。”林国聪介绍，水则碑的水位测量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它的设立有效提高了防汛抗旱能力，为农业丰产奠定了基础。”

历经明清重修，水则碑虽屡遭埋没却始终坚守使命，成为古代水利智慧的活化石，见证着宁波人与水共生的千年实践。

如果说水则碑是宁波水利的智慧核心，那么浙东运河与塘河水网便是串联起国家漕运体系的黄金脉络。林国聪说，宁波自宋代起便是京杭大运河与东南沿海的关键连接点，形成了“江河湖海联运”的独特格局。

作为漕运体系的重要节点，宁波不仅承担着浙东粮食、丝绸、瓷器的北运任务，更通过塘河水网将周边产区与港口紧密联结。其中，西塘河作为“官塘河”，更成为官员、学子、商旅北上的必经之路，使宁波深度融入国家经济命脉。

“清波一脉通古今”，浙东运河宁波段以塘河水网为基础，西接京杭大运河，东连海上丝绸之路，位于今海曙区高桥镇的大西坝则是这一网络的核心枢纽。作为浙东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大西坝平日商旅熙攘、船运繁忙。《开庆四明续志》记载：“舳舻相衔，上下堰无虚日，盖明、越往来者必经由之地。”

朝鲜文官崔溥在《漂海录》中记载：“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两旁设机械，以竹绚为缆，挽舟而过。”林国聪介绍，大西坝利用姚江和西塘河交汇的地势，采用自然江河与人工河道复线运行的方式，解决潮汐对航运的影响，“使船舶得以避开咸潮汹涌的自然河道，既方便沿大运河北上对内进行商贸交流，也能够经三江口南下出海贸易”。

林国聪说，宁波的水运网络自唐代起便兼具内河航运与海洋贸易功能。其中，三江口是塘河水网的汇集点，考古发现的越窑青瓷、外来器物等，印证了这里“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的贸易盛况。

浙东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缝衔接，使宁波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双向门户”。一方面，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经塘河集运至三江口，再扬帆出海远销海外；另一方面，香料、珍宝等舶来品沿运河而上，经塘河水网扩散至内陆各地。

这种“河海联运”的优势，让宁波在古代中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也塑造了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由此，造就了宁波“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

时光流转，古人开创的水运智慧在当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今年12月，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4000万标箱，成为继上海港、新加坡港后全球第三个跻身“4000万俱乐部”的港口。从宋代“舳舻相衔”的漕运盛景到如今“巨轮林立”的全球枢纽，宁波的港口功能不断升级，但“通江达海、联结内外”的核心特质始终未变。

如今的宁波舟山港，已构建起通达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的全球网络，拥有超300条集装箱航线。同时，通过100多条海铁联运线路辐射全国16省69市，形成“海丝”与“陆丝”无缝衔接的物流格局，传承了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联动的历史脉络。

古运河焕发新生，塘河水韵依旧，新港口联通世界。

在宁波考古70年的节点回望，这个穿越千年的水运网络，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更是这座城市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从古代漕运枢纽到全球第一大港，宁波用千年实践诠释着“河海交汇”的地理优势与文明密码，继续书写着“港通天下”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