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鸣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存亡的时刻，有这样一群父亲，他们或出身名门望族，或来自教育世家，或仅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却做出了同样震撼人心的选择——将自己的子女送上抗日救亡的战场。宁波北仑的三位父亲——李善祥、李琯卿和胡静园，用无声的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他们不是战场上的英雄，却是英雄背后的脊梁；他们没有在前线杀敌，却以最深沉的爱与最决绝的割舍，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最珍贵的“骨肉”。这三位父亲的抉择，是抗战史上鲜为人知却感人至深的一页，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实业救国者的决断：
李善祥与“一门十党员”的传奇
李善祥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小港李家世居浙江省镇海县（今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其前身为小港镇）港口村，一直以务农为业，后靠其叔祖父李也亭闯荡上海，搞航运、设钱庄，遂成巨富。李氏家族产业日益兴隆，成为享誉沪甬的实业巨头之一。在这背景之下，李善祥之父李濂在1876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授花翎四品衔，任职户部。
1880年，李善祥就出生在这个显赫的大家族，青年时代他便接受了民主思想启蒙。1905年，年仅25岁的他就在老家小港港口村创办务实女子学堂，宣传男女平等，展现出开明进步的思想。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被推选为首任镇海县民事长，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虚伪作风不是李善祥所想要看到的。很快他就辞职，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北上辽宁，在锦州东大荒开浚鲇鱼沟通渤海工程，后又改良碱荒从事农垦事业。1923年，他在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他借鉴叶圣陶的晓庄师范模式，于果园南麓兴办了南山耕余果艺学院，由此成为名震东北的实业家与农业教育家。
“九一八事变”成为李善祥人生的转折点。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坚决拒绝担任伪锦州农会会长，结果遭到软禁。1937年夏天设法脱身后，他毅然辗转南下回到家乡小港。
全面抗战爆发后，宁波镇海作为浙东海防重镇，日机经常要来轰炸，军舰还时不时要来炮击，小港是要塞的前沿，当地军民伤亡极大。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回到家乡没有选择安度晚年，而是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李善祥在好友、小港镇镇长唐爱陆的支持下，发起组织镇海县小港镇抗敌后援会。特别是在1940年的“七一七”镇海口抗战中，他组建救护队和担架队，抢救被日机炸伤的乡民，救护战场上的伤员，还与唐爱陆一起创办难民救济所和难童收养所，免费提供吃住，使乡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然而，李善祥对抗战最震撼人心的贡献，莫过于在1938年前后，他亲自送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去参加新四军，后来其两个儿媳、三个女婿也相继投身革命，使李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家庭”。
李善祥的长子李祖平和长媳程敦彦、次子李祖宁和媳妇葛君、次女李幼兰（又名李又兰）和女婿张爱萍、三女李采芝（又名李锦）和女婿邱祖坤、四女李采荷（又名李艺）和女婿林晖共10人投身革命，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背后，是一个父亲何等深沉的家国情怀！据《小港李家的儿女们与新四军》一书中记载，李善祥常对子女说：“国难当头，岂能坐视？我老了，不能上阵杀敌，但你们年轻，应当为国效力。”在他的支持下，小港地区先后有三十余名进步青年跟随李家子女一起投奔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
李善祥的子女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们在新四军中英勇作战，有的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有的在敌后开展地下工作。而李善祥自己则在子女们奔赴前线后，继续以实业家的身份支持抗战。
1941年4月19日，镇海沦陷后，他在辗转湘、赣、闽的流亡途中仍出资救济难民。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锦州重振旧业，在辽沈战役期间协助解放军攻打锦州，并于1948年，将折算币值达16亿之巨的毕生心血——“生生果园”和“耕余学院”无偿献给当地人民政府。
1959年5月19日，这位可敬的老人与世长辞，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片果园、一所学校，更是一个家族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爱国传奇。李善祥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甘愿奉献最珍贵之物的勇气与决心。当他把子女一个个送上战场时，内心必然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但民族大义最终战胜了儿女情长，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支柱。
教育世家的抗战担当：
李琯卿与“满门忠烈小李家”
“他年胜利花开日，我家将得一枝来！”——这是李琯卿在得知次子李侠民牺牲后写下的诗句，也是这位当时已半身不遂的教育家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李琯卿名光坫，大碶横河人。他1892年出生在一个航运世家。大碶横河李家与小港李家本是同一家族，李琯卿祖父受同族小港李也亭的提携，到上海发展航运贸易，发达后在横河奠基立业，家资丰饶名闻乡里。其母亲为柴桥晚清翰林曹昌夑之女，他自幼受母亲熏陶，崇尚革新，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曾就读宁波府立中学堂，浙江法政学堂、京师大学堂。1915年至1916年间组织力量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上海一度被捕。1917年与兄长李光墀奉母命，先在柴桥创办静德女校，次年在横河创办敬德小学。之后，受聘为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教授，又担任了镇海县教育参事会参事、教育会会长，撰写教育文章，推行教育改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惊闻静德女校的学生、共产党员胡焦琴等人惨遭杀害，李琯卿极为震怒，但又无能为力，思想极度苦闷，自此闭门不出。1929年后便长期卧病在床，但仍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1931年敬德小学因故濒临停办时，他的学生赵鸣皋募集资金创办横河公德私立小学，次子李侠民放弃升入大学机会，承担校务工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家子女从各地返乡，几乎都成为横河的小学教师，以教育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作为父亲，李琯卿对子女投身抗日给予全力支持。1938年元旦，次子李侠民、五子李健民为寻求革命真理，毅然告别父亲奔赴延安。在八路军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进入陕北公学深造，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兄弟俩返回镇海开展抗日工作。
1939年冬，他在病榻前举办了一次题为《教育与壕沟——抗战中的教育》的演讲，呼吁小学教师把学生培养成“伟大的民族英雄，消灭敌寇汉奸，打击国际法西斯，挽救我们垂危的国运，复兴我们衰老的民族”。听者无不动容。唐爱陆称誉“这是一次教育救国的讲学”。演讲由他的学生戴廷俊用速记术记录，整理成章，后印刷成册，广为散发。这次演讲在浙江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
此时的李琯卿虽长期半身不遂，但利用自己名望地位，为抗日活动提供安全保障。1939年初，李侠民、李健民发展弟弟李倜民、李俍民和妹妹李偀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横河李氏家庭支部”。随后，董桂香（李侠民妻）、冯和兰（李健民妻）、林影（李倜民妻）、李杰民、鲁平（李杰民妻）相继入党，家庭支部发展为横河乡党支部。
1941年4月，日寇进犯浙东，镇海、宁波相继沦陷。李家子女与儿媳或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或参加新四军。1943年，李侠民被捕牺牲。听闻噩耗，李琯卿强忍悲痛表示：“我还有好几个子女，可以继续奉献给革命。”李琯卿有八子一女，除去英年早逝的长子和四子，其膝下七个子女及儿媳全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李琯卿家族对抗战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子女直接参战上，更通过他们创办的学校为抗日队伍输送了大量人才。公德小学和后来的凤湖中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熔炉”。1938年夏，李侠民、李健民参照陕北公学模式改革公德小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开设抗日救国课程，组织“横河乡抗日救亡工作团”，下设“海鹰剧团”和“海燕歌咏团”到各乡镇巡回演出。1938年至1942年间，公德小学师生及横河联合小学各校教师奔赴三北、四明山等游击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的志士，多达四十余人。1941年至抗战胜利，凤湖中学学生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的也有四十多人。
1945年，李琯卿逝世，《镇海日报》载文称赞：“他的最感人处，是他有一副爱国家、爱人类的热肠。”这位后半生卧病在床的父亲，用毕生心血诠释了“教育救国”的真谛，他不仅将自己的子女送上战场，更通过教育事业培养了一代抗日青年。李琯卿家族的故事告诉我们，抗战的胜利不仅依靠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后方无数家庭的无私奉献。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教育世家的选择可以影响整个地区的抗战热情，这正是全民抗战的生动体现。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胡静园与“一门光荣”的传承
在宁波北仑柴桥街道车门里，曾有一块“一门光荣”匾额悬挂于胡氏老宅院内，这是1951年2月当地政府为表彰胡静园先生及其三个儿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特别颁发的。这块如今收藏在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匾额，见证了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非凡抉择——连续三年将三个儿子送往抗日最前线。
胡静园生于1893年，曾任镇海县立第一小学教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国民党通缉，辗转至南通、上海避难。在上海期间，他担任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办的第十学校校长，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聘用共产党员任教，先后动员六十余位学生参加革命。
抗战爆发后，胡静园做出了一个父亲最艰难也最光荣的决定。1938年夏，他送17岁的长子胡威亭奔赴延安；1939年送次子胡嵘亭参加新四军；1940年又将三子胡峩亭和堂侄胡定楚送往苏北参加新四军。三年间送三子参军，身边仅留下一个幼小的女儿相伴，这种壮举在当时极为罕见。有亲朋好友问起胡静园何苦要送三个儿子去当兵吃苦，去干那冒生命危险的事？如果留孩子在沪经商，也好让你生活过得舒适点。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毕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亲身投身革命。因此，我唯有教导我的孩子和学生们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对民族解放事业所能做的奉献，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安慰。”
胡静园的三个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优秀干部。长子胡威亭1939年1月入党，9月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辽沈、平津战役，1970年至1978年任福州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次子胡嵘亭参加新四军后在淮安县敌工站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莱阳保卫战、胶东保卫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平和县第一任县长，之后转战石油工业战线。三子胡峩亭1940年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次年入党，先后在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校学习，参加过辽沈、平津等战役，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胡静园回到家乡柴桥，先后在山门、通德、霞浦、澥浦、城关等小学担任校长。1957年，胡静园逝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门光荣”的匾额，更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展现出的崇高气节和家国情怀。
胡静园的故事与李善祥、李琯卿有所不同。他不是显赫家族的掌门人，也不是富甲一方的实业家，而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但正是这种“普通”，使他的选择更具代表性——在抗战洪流中，无数像胡静园这样的普通父亲，默默地将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他们或许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同样值得铭记。胡静园送子参军时，长子仅17岁、次子16岁、三子15岁，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年纪，但国难当头，这位父亲选择了大义。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密码。
李善祥、李琯卿、胡静园，这三位来自宁波北仑的父亲，身份背景各不相同——一位是实业救国的商界精英，一位是教育世家的掌门人，一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做出了惊人相似的抉择：将最珍爱的子女送上抗日战场。这种抉择背后，是超越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民族大义，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