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银凤 冯姝涵
图片均由中国插花艺术馆提供
秋天的宁波，空气中浮动着若有若无的桂花香。中国插花艺术馆内，百余件传统插花作品静立于光影之间，仿佛时光的切片——有的以枯枝为骨，缀几朵残菊，诉说“一荣一枯皆是意境”的哲思；有的以青竹为架，托起繁花似锦，演绎“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11月16日落幕的第二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插花展，既是对千年插花史的深情凝望，更像在时代土壤中埋下一粒种子，静候下一个花季的绽放。
这场全国性的插花盛会选择宁波，绝非偶然。它像一把钥匙，再次开启了这座城市与插花艺术绵延千年的对话——自河姆渡陶块上的五叶纹样出土以来，花香始终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
插花之于中国，从来不只是技艺，它是中国人理解生命的方式。从《诗经》中“赠之以芍药”的缱绻，到屈原“纫秋兰以为佩”的高洁；从汉代陶盆中六枝红花的质朴对称，到宋代《花篮图》的丰盈典雅；从明代屠隆“花宜瘦巧”的文人趣味，到清代沈复“瓶口宜清”的技法总结——每一枝花、每一片叶，都是时代风骨与个体情志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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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扎四明，甬有余香
宁波的插花史，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那块刻着五叶纹的陶块，镌刻着宁波传统插花最早的文化基因，粗犷的线条勾勒出原始先民对植物的虔诚——叶片肥厚，脉络清晰，仿佛能听见远古的呼吸。“这不仅是艺术的萌芽，更是华夏民族将自然缩于方寸之间的最初尝试。”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青年学者周东旭说。
岁月流转，至宋代，插花作为“生活四艺”之一，已深深融入宁波的市井烟火与文人雅趣。南宋明州（今宁波）人楼璹的《耕织图》中，神案上一对插花瓶中花影摇曳；民间画家周季常、林庭珪的《五百罗汉图》里，清供意境空灵，禅意悠远。
明代是宁波插花艺术的辉煌时刻，鄞县人屠隆的出现，将插花升华为一种精神修行。这位让同代文人袁宏道崇拜不已的“花艺圈大咖”，在《考槃余事》中提出了独特的“拟花荣辱观”。他细数花之“雅为荣”——“轻云蔽热、暖日蒸香、林间吹笛、扫雪煎茶”，与“憎嫉为辱”——“狂风摧残、权势剪摘、头戴如厕”。这种将花草完全人格化的审美观照，体现的是文人通过侍花、插花、赏花，将崇尚自然与自我修为相融合的生命态度。
屠隆在《山斋清供笺》中进一步阐释其瓶花理念：“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他强调花材与容器的浑然天成，反对繁杂堆砌，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其家族成员屠本畯对花卉潜心研究，著有《盆玩》等专著，为宁波插花提供了更为丰沛的素材与理论支撑。
从河姆渡的质朴陶纹，到宋代的禅意供花，再到屠隆的性灵之学，宁波插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根植于这方水土，汲取着四明大地的灵气，形成了崇尚自然、注重意境、讲究章法的独特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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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今辉，流芳千年
宋韵之美，流淌千年。
“清、疏、雅、韵”的美学精神，早已融入宁波插花的血脉之中。王安石笔下的江南春色，王阳明心中的万物一体，皆如无声的春雨，浸润着这片土地上的插花艺术，赋予其超越形式的哲学意蕴。而越窑青瓷的温润釉色、含蓄造型，更为这份艺术提供了绝佳的载体，使自然的花枝与人文的器韵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在宋代，插花作为“生活四艺”之一，与焚香、点茶、挂画共同构筑了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欧阳修笔下“虽负担者亦然”的全民簪花，到陆游诗中“铜瓶寒浸欲开花”的静雅意趣，插花已超越阶层的界限，成为那个时代的生活时尚。文人士大夫爱花成风，范成大曾写“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陆游亦在藤纸墨香间，静待铜瓶中的花枝悄然绽放。寻常人家也钟情插花，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朝节、牡丹会等节庆活动，更将插花、簪花、赏花推向了全民参与的盛景。
这种风雅，并未随时光消散。在第二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插花展的展厅，宋韵主题展区宛如一扇穿越千年的窗，将宋代的风雅与当代的审美相融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花为笔，以器为纸，重现宋人“一枝一瓶，清气满室”的闲逸心境。他们复刻的不只是花型，更是那种“道法自然、重意轻形”的美学追求——线条灵动如笔走龙蛇，意境幽远似山色空蒙。宋人开创的“理念花”，将花人格化，以梅喻高洁，以竹比气节，正是宁波插花“以花悟道”精神的源头。
宋韵插花，不仅重意，亦重器、重技。文人雅士钟爱古器插花，越窑青瓷、商周青铜，皆为清供上选，从器物的形制与质感中奠定高雅的审美基调。选花方面，宋人首开为花卉分品定级之先河。张翊的《花经》依象征意义、形态气韵，将花卉按“九品九命”排序，赋予其人格化的精神内涵。插花的技艺亦被细致记录：周密《癸辛杂识》中提及“捶碎枝柄”以利吸水，苏轼《格物粗谈》中记载栀子花需“捶根擦盐”再插入水中。这些凝聚古人智慧的技艺，至今仍在宁波插花人的手中传承与活化，成为连缀古今的艺术纽带。
如今，宋韵在当代花器中重生，古法在新技中延续。在这场全国性的传统插花盛会上，宁波以花为媒，在古今对话中，为“东方生活美学”再次写下鲜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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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花语，古艺新枝
中国插花不仅是华夏文明的文化瑰宝，更是一朵跨越国界的艺术之花，在国际上享有深远的影响力，尤其对日本文化的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花艺与日式花道，前者是东方花艺文明的根源，后者则是插花文化在异域土壤中传承与演变的延伸。日本花道的形成，正是以中华花艺为根基，融合本土审美与哲学，逐渐发展出的独特体系。
早在六世纪，随着遣隋使的往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与禅宗思想传入日本。飞鸟时期，外交家小野妹子奉圣德太子之命远渡大隋，不仅带回了典章制度，也将隋朝佛前供花的仪轨与习俗引入日本，成为日本花道最早的源头。这一时期的插花，虽尚属禅宗礼仪的附属，却已在日本宫廷与寺院中悄然生根。
随着禅宗从中国传入，“道”的思想逐渐融入日本花艺之中，强调精神修炼与对自然生命的深层体悟。平安时代，花道创始人池坊专庆将禅意与美学融为一体，使插花从技艺升华为“道”，成为一门修心见性的艺术。此后，日本花道逐渐走向系统化与本土化，形成了以池坊流为代表的诸多流派。尽管各派风格各异、规模不一，但其核心思想始终相通——秉持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理念，将仁义、礼仪与言行融入花型之中，在造型、色彩、意境与神韵间追求生命的统一。
而这一文化传播的路径，离不开那条连接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当时作为重要港口的宁波。宁波，古称明州，自唐宋以来便是“海丝”的重要节点与中外花艺交融的窗口。天童寺、阿育王寺的佛前供花，随鉴真东渡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寺院插花的源头之一；明代宁波文人屠隆所著《考槃余事》中的瓶花理念，更成为东方插花理论的高峰，影响远及东瀛。
“宁波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长期从事中日插花研究，能明显感受到宁波插花对日本影响深远。”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会长郑青如是说。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宁波自古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唐宋时期，明州港商船云集，满载着丝绸、陶瓷的船只扬帆远航，其中便有造型典雅、釉色温润的越窑花器。这些承载着中国插花美学的器物远渡重洋，与日本的花道技艺相遇、交融，成为东方美学共同体的见证。
今天的宁波插花，既承袭宋韵之清雅，又融汇地域之灵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气质——既有江南的温婉细腻，又不失海港的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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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端绪，活态传承
2008年，传统插花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保护与传承热潮。
“两年前的首届全国非遗传统插花展，全国仅有五十余项插花类项目被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而如今第二届盛会启幕，这一数字已跃升至一百五十余项。”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会长郑青的话语中，有欣慰，更有期待。在这幅徐徐展开的传承画卷中，宁波这座枕海听风、文脉绵长的港城，正以其独特的文化气韵，成为传统插花传承与创新的沃土。
2023年，“传统插花（宁波）”入选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技艺，承袭自明代屠隆、屠本畯的插花哲思，以“清、雅、灵、逸、秀”为风骨，融汇着四明大地的灵气与海丝起点的胸襟。
而传承的载体，亦需有形的依托。位于天宫庄园旁的中国插花艺术馆便是这样一方天地。它是一座省级非遗美学生活馆，这里不仅是技艺传承的课堂，更是美学浸润的日常——传统插花与灰雕、戏台螺旋娥罗顶（俗称鸡笼顶）三项非遗在此共生，秦雷、朱英度等通过大师工作室、公益课程，将古老技艺编织进现代生活的经纬。常年不绝的大师课、研讨会，让这里不仅是展陈之所，更成为推动中国插花走向未来的孵化之地。
第二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插花展，以“花承古韵·艺启新篇”为题，正是一次生动的诠释。百余件作品，既有对古典美学的深刻摹写，亦不乏基于传统的当代创变。“每一件作品，都是传统与当下的对话，是地域文化的鲜活体现。”郑青这样评价。
宁波插花的创新之力，在中国插花花艺大师秦雷手中，展现得尤为动人。他的《蛟龙探幽》以简驭繁，勾勒出江南风骨的清逸；而《应梦云景》则借枯木塑山、感应生雾，完成了一场“古意今境”的跨越。在他看来，宁波深厚的文脉、丰富的花材与器皿资源，正是创新不竭的源泉。
而真正让花艺生根的，是让它走出高阁，回归生活。中国插花艺术馆推动的“插花文化四进”——进社区、进高校、进家庭、进企业，正悄然改变着这门艺术的轨迹。它从专业的展台，走向市井街巷，成为寻常百姓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
“如今，人们对美的渴望日益深切，爱花、赏花渐成风尚。而中国传统插花，不止于形态之美，更在于意境之深、情感之托，因而能触动人心。”吴越流插花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龙高如是说。
从名录走向生活，从古老技艺升华为当代美学，宁波插花正以“活态传承”的笔触，续写东方花事的篇章。
丝路未尽，花语未绝，中国传统插花正以古老的根系，生发出跨越时代与文化的新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