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励江腾 姚佳倩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为题材的电影《731》，今天起在全球公映。
电影里，这支日本细菌战部队实施的反人类暴行冲击着观众的视觉神经。或许有人以为，那些受难者的哀嚎，只是光影里的历史符号，但对于宁波人而言，这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家门口”的血色记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因地处东南沿海、衔接内陆的独特区位，成为内地物资转运的“生命线”与连接海外的关键通道，被日军视为“眼中钉”。他们先是派军舰封锁宁波沿海、用飞机轰炸城区，1940年7月更是武装入侵镇海，却在军民抵抗下惨败而归。
武装入侵受阻的日军，选择使用更卑劣的手段。同年8月，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组建远征队，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在杭州笕桥机场会合，谋划了一场针对宁波平民的细菌战。
1940年的秋天，宁波开明街被鼠疫“钜祸”彻底染成血色。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永远停摆的生计，不仅成了亲历者的噩梦，更在民族骨血里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
破碎
1940年10月27日，天刚蒙蒙亮，开明街66号的滋泉豆浆店和往常一样，传来磨豆浆的吱呀声。
滋泉豆浆店的老板赖福（富）生来自象山，和妻子赖朱氏齐心协力操持着这家小店。热气腾腾的豆浆，是街坊邻里最熟悉的早餐味道。
赖福（富）生是家中的长子。这家豆浆店不仅是他和妻子的生计，更是整个大家庭奔向好生活的希望：弟弟赖阿德在店里帮忙，另一个弟弟赖明文在宁波的学堂念书。一家人各司其职，日子忙碌、辛苦却有盼头。
然而，命运的轨迹在这一天被无情扭转。
早晨七八点，骤然响起的空袭警报，让忙碌中的人们瞬间慌作一团。一架日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之后缓缓俯冲，站在地面的人用肉眼就能清晰见到机身上的太阳旗。
令人意外的是，飞机并未投下致命的炸弹，而是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还虚假宣传“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
见日机没有投弹，赖福（富）生稍稍松了口气，他捡起一张传单看了两眼，随手丢在一旁，继续招呼客人。
午后2点左右，日机再度飞来。这次投下的不是传单，而是一团团淡黄色烟雾状的杂物。这些杂物在空中散开后，落在屋顶和街道上。
在市中心东大路开明街拐角一带，住户很快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和粟米之类的粮食散落，此外还有些以前没见过的红色跳蚤。
10月29日，一场雨将屋顶上的麦子、粟米和跳蚤冲刷到居民露天摆放的水缸里。不久后，水缸边的石缝里长出了嫩绿的麦苗，然而这一抹绿色却成为“死神”降临的预兆。
这些麦子、粟米和跳蚤上携带着亿万鼠疫杆菌，直接导致开明街鼠疫的发生。
《宁波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最早被鼠疫夺走生命的是开明街16号印刷店的王正行。紧接着，灾难便降临到滋泉豆浆店。
10月30日，赖福（富）生和妻子赖朱氏突然发病，高烧不退、浑身抽搐，短短两天后，夫妻俩在痛苦中相继离世。
赖福（富）生年仅6岁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于11月1日出现病症。11月7日，这个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世界的孩子，在位于开明街同顺提庄的甲部隔离医院停止了呼吸。
赖福（富）生死后，赖明文先一步返回位于象山西陲乡（现西周镇）的老家，赖阿德则肩负起护送兄嫂遗体返乡的重任，先是搭船沿奉化江一路到奉化西坞，再经奉化裘村辗转坐船回到象山西陲乡。
“刚开始家里人只知道大伯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毒死的。”9月15日，记者在象山县西周镇官山村见到了72岁的赖裕良，他说他的爸爸是赖明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大伯的突然死亡，给了全家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奶奶，直接哭晕过去。”
负责护送兄嫂遗体的赖阿德于当年11月3日发病，最终也没能熬过去。
至于赖明文，尽管部分资料将他的名字列入了鼠疫罹难者名单，但据赖裕良及官山村相关人士回忆，他在返回象山后就没有回过宁波，而是在家务农，一直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上山砍柴时发生意外去世的。
真相
宁波市档案馆馆藏的《时事公报》，无疑是开明街鼠疫最具说服力的见证者。每一篇泛黄的报道，都以文字为笔、史实为墨，将当年那场浸透血泪的浩劫，清晰地铺展在后人眼前。
1940年10月28日，也就是日军实施投毒的次日，《时事公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昨晨敌机一架 飞甬投荒谬传单》的报道。那天，滋泉豆浆店还在营业，赖福（富）生正忙着给客人盛豆浆。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才知道，日军抛下的不仅是传单，更是裹挟着死亡威胁的“死神帖”。只是，彼时的民众尚未察觉灾难的临近，只当是日军惯常的挑衅伎俩，未曾设防。
随着时间推移，灾难的阴影日渐浓重。
1940年11月4日，《时事公报》在头版头条以触目惊心的《钜祸！全体市民一齐起来扑灭鼠疫》为题，正式向公众宣告危机的到来——开明街东后街一带确诊鼠疫，这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已罹病的廿余人，将在三日内死去”。
此时，赖家已有两人离世。个体的悲剧，正逐渐演变为整个街区的灾难。
事实上，鼠疫的肆虐速度与残酷程度，远超报道所描述的。10月27日日军投毒后，10月29日就有人出现感染症状，10月31日首例死亡病例出现。截至11月3日，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已有29人丧生。11月4日当天，又有7人被夺走生命。
死亡的阴影迅速笼罩了整个街区，每天都有尸体从家中被抬出，哭声响彻开明街的上空。
据鼠疫幸存者钱贵法当年回忆，那些痛苦挣扎的患者“面相有的像公鸡，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讲胡话，还有的病人因口燥而去吃沟水，这情景痛苦万状，惨不忍睹。还有的母亲刚死去，孩子也死了。对于死人，因为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死尸合殓”。
在《钜祸！全体市民一齐起来扑灭鼠疫》报道发布的同日，《时事公报》还发表《东后街之传染病，断系鼠疫》一文，详细报道政府为遏制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开明街民光剧院设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于南门外大禹王庙搭建临时隔离医院，同时电令各乡严阵以待、加强防范，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上报。
次日，《时事公报》发布号外，系统提出隔离、消毒、捕鼠、杀蚤等防疫方法，并呼吁“每位市民，为人为己，都应切实做到”。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抗争，疫情终于迎来转机。1940年12月1日，《时事公报》刊登消息，“鄞鼠疫区昨晚全部焚毁”，此次疫情传播链以最果断的方式被切断。
然而，还有更多沉重的历史真相，未被完全写进当时的报道里。
直到1949年12月伯力军事法庭审判时，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才得以公之于众。
731部队特别班成员石桥直方当庭供认：“我参加过宁波的鼠疫作战……把731部队、1644部队培植的鼠疫跳蚤连同高粱、麦粒一起撒到宁波城。”这一供词，彻底揭开了开明街鼠疫的真相——这场灾难并非天灾，而是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的细菌战。
日军的目的昭然若揭：一是检验鼠疫作为细菌武器的作战成效，二是借疫情威慑宁波军民，瓦解民众的抵抗意志。更令人愤慨的是，这场给宁波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竟被日军当作细菌战的“成功范例”在内部大肆宣扬，其冷血与残暴，已然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活着
活着，对于开明街鼠疫疫区的幸存者而言，从来不是轻松的字眼，它承载的是更长更久的思念与责任。胡鼎阳是疫区的幸存者之一，时至今日，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开明街鼠疫的相关资料和证据。那些泛黄的照片、残缺的档案，在他眼中都是告慰逝者的物证。
胡鼎阳珍藏着几张特殊的照片，其中一张刊印在《宁波鼠疫纪实》一书中，标题为“鄞县防疫处乙部隔离医院女病房摄影”。
十几年前，胡鼎阳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一脸茫然对着镜头的男孩子就是4岁的自己，照片中坐在他身旁的是母亲胡施月娣。
胡鼎阳的爷爷胡世桂，原本在开明街70号开了一家胡元兴骨牌店。骨牌店的隔壁是68号复兴馆，“那是一家卖牛肉面的店”。再隔壁就是66号滋泉豆浆店和64号王顺兴大饼店。或许，当年胡鼎阳还曾和赖福（富）生的儿子一起玩耍。
胡世桂是家中最先出现头痛、恶寒、高热、昏睡等症状的人。11月1日，鄞县中心医院医生来开明街检查，胡世桂被带去医院治疗。“可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胡鼎阳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据相关资料，胡世桂于11月6日在医院去世。
在胡世桂被送进医院后，他的妻子胡陈氏当机立断，带着儿子胡贤忠、胡贤庆，女儿胡菊仙，孙子胡鼎阳，胡鼎阳的母亲胡施月娣，全家六口人连夜回到鄞县义和乡“陈埠头”（今陈婆渡）老家。
“因为事发突然，大家还以为是那种季节性的时疫，最先想到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胡鼎阳说。
灾难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逃离而停止。返乡时，胡菊仙已患病，11月2日回到老家后，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高烧不退，全身通红。胡陈氏一遍遍用凉水替她擦拭降温，却收效甚微，当天她就不幸离世。一家人来不及悲痛，11月3日，年仅7岁的胡贤庆也出现同样的症状，很快便没了呼吸。
“小叔叔的名字，我也是长大后翻家谱才知道。原来只知道大叔叔叫大毛，小叔叔叫小毛。”胡鼎阳说，那个年代的人总觉得取贱名好养活，可最终小叔叔还是未能活到成年。
就在胡鼎阳一家回老家的那天，当时的鄞县政府已决定封锁开明街疫区。11月3日，县政府电告各乡镇开明街一带发生了鼠疫，要求各地凡是发现有发热、抽搐等症状者，立即电告县府。
11月6日，县防疫处成立搜查队，负责查找从疫区外逃的居民和病人。
“11月8日，搜查队找到我们家。当时只有我和妈妈在家，奶奶和大叔叔胡贤忠出门给姑姑迁坟去了。”胡鼎阳记得很清楚，搜查队的人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由于他和母亲没有出现病症，之后被带进了设在开明街斜对面永耀电力公司营业部的乙部隔离医院。
胡陈氏回家后，遇到了再次上门的搜查队，也被带回宁波。“不过，那时奶奶已经出现病症，最终于11月11日死在甲部隔离医院。”胡鼎阳的声音低沉下来。短短几天，爷爷、姑姑、小叔叔、奶奶相继离世，曾经热热闹闹的三代同堂，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胡贤忠一开始被邻居偷偷拉进牛棚，躲过搜查队的第一次排查，之后几经辗转，被送到姜山的亲戚家。可最终，搜查队还是找到了他，将他送到乙部隔离医院。
从11月18日开始，乙部隔离医院陆续让没有感染症状的留验人员持证出院，这一过程持续到11月26日结束。
“我外婆家原来也是开骨牌店的，就在如今天一广场北门的位置。从乙部隔离医院出来后，我和妈妈，还有大叔叔，才知道彼此都还活着。”胡鼎阳说，那一刻大家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
1940年11月底拍摄的一张照片上，胡鼎阳和母亲、大叔叔的神情都有些落寞。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脚上穿着的白鞋，那是在为逝去的亲人守孝。
鼠疫过后，宁波很快沦陷，胡鼎阳和母亲、大叔叔没有在宁波生活很长时间。他们向外婆借了点钱，坐船到了上海，投奔在那里的姨母。之后又辗转坐火车到北平，投奔在印刷局工作的父亲。
1941年初夏，这户死里逃生的人家，在北平拍了一张合影。照片虽已年久褪色、残缺，但能清晰地看到母亲的脸上有了一丝难得的浅浅笑意。可胡鼎阳知道，母亲的笑容背后，藏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这些年来，常有人问胡鼎阳：“事发时你不过是几岁的孩子，怎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这么清楚？”每当这时，胡鼎阳都会拿出自己搜集的资料。正是因为孜孜不倦地挖掘、梳理，才得以不断纠正原有史料中存在的失误，“包括小叔叔的名字、姑姑的年纪……”
更重要的是，至亲在自己跟前死去的悲惨画面，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我多记一点，多纠正一个错误，就能让更多人知道，1940年的开明街发生过什么。”
相比开明街鼠疫这样的大事，胡家的故事或许是小事。可正是因为一件件“小”事不断被还原、被纠正，人们才得以一次次逼近历史的真相，让那段浸透血泪的历史，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