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芯蕊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民间丰富的音乐文化，承载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审美风范，彰显了民族精神追求和情感认同。
前不久，宁海县前童镇元宵行会上，两首传唱百年的行会乐曲《将军令》《梅依栏杆》，首次以最新的编曲演奏、重现，体现了非遗保护中“活态传承”的实践意义。
据了解，自去年9月起，立足乡村所需和国有企业所能，“百个文化企业支部联村共建”活动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开展。面对乡村文化需求，宁波市演艺集团与宁海县前童镇大郑村联村共建后的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前童元宵行会音乐的修复。
历时三个月，修复成果显著。《将军令》《梅依栏杆》《三六》《红线袄》四首传统行会曲调不仅得到了专业团队的精心编排，还留下了珍贵的录音、曲谱资料。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地方的传统民乐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工作，更为复杂和艰难，也存在传承困境与需求。
一场关于
声音的“考古”
“上旬十日先鸣钲（古代乐器）……以钲十余具鸣，绕闾巷，前后络绎不绝，声声相应”“至十四夜，钲鼓喧天”“十五夜仍以彩仗迎回，士咏民歌，喧闹如故”……在塔山童氏宗谱中的《铳花记》里，曾这样记载着清朝时期，前童元宵行会的热闹场景。
“祖先认为，‘取金能生水’，前童因水而兴，所以金属制的乐器在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元宵节（前童元宵行会）传承人童全灿说。钲声引路、鼓乐喧天，浩荡的游街队伍制造出恰似百万军马的气势，还能像爆竹一样驱赶“年兽”或外敌。
正因如此，行会兴起之初，鼓乐队便是仪仗队伍里的“标配”。
上世纪50年代，敲敲打打、热热闹闹的行会因多种原因按下了“暂停键”，直到1995年才得以恢复。被丢弃毁坏的鼓亭抬阁设施可以重建，但“消失的鼓乐队”却是一去不复返。
“当时村里仅有几位老先生，比如敲扁担锣的童遵钊、吹笛子的童华军等在年轻的时候参与过行会。”童全灿说，但他们不仅几十年没有排练了，而且村里还能吹拉弹唱的人，甚至凑不齐一个乐队。
凭借着不完整的记忆，几位老乐手勉强演奏出《将军令》等五首曲目。然而这些拼凑出来的曲子，或少一句或多一段，旋律断断续续，远不及当年的曲子完整与激昂。
1998年，村民童校军所在的书院派，正筹措恢复自家房族的书院阁（抬阁），很快也陷入了同样的难题——
“按理说，每个房派都应该有自己家族的行会音乐，但在准备的过程中发现，留下来的曲调少之又少。”童校军说。一场声音的“考古”由此开始。
得知像童遵钊、童华军、童中湖这样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行会的乐手，不仅能够把曲调口述出来，还看得懂工尺谱，童校军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听他们哼唱、默写。
“听说文化站里有一台录音机，我就把它借过来。每次老先生们哼唱，我就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童校军说，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村里的戏班子乐队一起排练、演奏，“有时候老先生们唱错了，弹错了，就让我把错误的删掉，但我都留着，不舍得删。”
渐渐地，这种排练活动越搞越大，活动场地也从家里搬到了童校军开的锯板厂。
“夏天正是农忙时节，加上天气炎热，戏班子的演出就少了，有更多的时间排练了。”童校军说，因为有了录音，所以老先生们不用每次都赶到现场。但偶尔有村民拿来了家里藏有的工尺谱，老先生们又会过来一起商量、研讨谱子，最终确定一个满意的版本，重新整理出来。
然而，音乐的传承还需要一支生机勃勃的鼓乐队伍。在前童，花桥派、柏树下派、隔墙里派等房派，有不少族人都是戏班子或民间乐队的乐手，他们也加入了这场“抢救”行动。
“人少的时候，排练活动只有五六个人，到后来能有二十几个人参加。”童校军回忆，为了供大家排练，锯板厂特地腾出一间活动室，还一并承担了吃喝上的开销。村民们也热情高涨，常常一大早就赶来，排练到傍晚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一首曲子，连续排练个五六天，也就逐渐成形了。”童校军说。
就这样，行会的曲目从最初断断续续的五首，逐渐扩充到了《娱乐升平》《欢锣喜鼓闹春正》《八段锦》《龙虎斗》《紫竹调》《剪靛花》《满江红》等十多首。即便新整理出的十首曲目，一时还难以完整演奏，但这些珍贵的工尺谱资料，却为前童元宵行会的未来，留下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
“复原旋律
也是在‘修文物’”
2025年1月16日，宁波市演艺集团的排练厅里，丝竹管弦齐鸣，锣鼓铿锵，鲜少见地迎来了一次特别的录制。经过了4天紧张的排练，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与宁波市甬剧团两个剧团的乐队组成的40多人民乐队伍，首次“合体”将《将军令》《梅依栏杆》《三六》《红线袄》四首最新编曲的传统小调重新演绎。
去年9月，宁波市演艺集团与宁海前童镇大郑村签下协议，通过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文化联创等多种形式，致力形成一批看得见、留得住、传得开的乡村文化内容，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在“面碰面”的过程中，院团与乡村深度对接文化帮扶需求。
“大郑村是前童镇的下辖村，立足地方特色，恢复前童行会音乐是一个迫切的需求。”前童文化站站长卢尚志介绍，尽管经过老一辈们的抢救性收集，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但这些音乐大部分停留在纸面上。再加上村里鼓乐队的老龄化，能读懂工尺谱的乐手更是少之又少，行会音乐面临着“有谱难唱、有曲难奏”的困境。
“从2024年11月到今年年初，我们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恢复了四首行会曲目。”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作曲董贤宇回忆，这场音乐修复工作好比“修文物”般磨人，但好在成果斐然。
回想起第一眼见到这些曲谱，董贤宇用了两个词——“惊讶”“好奇”。
因为一直从事民乐作曲工作，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告诉他，这些从田间地头生长出来的音乐，往往带着一些地域特色的旋律和故事，值得深入挖掘。
“我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深入乡村，把需要修复的11首曲子，让老先生们哼唱出来，并录制成音频，作为后续修复工作的基础素材。”董贤宇说，让他意外的是，老先生们不仅音调极准，旋律也是烂熟于心，“基本不会唱错”。
抛去最开始的新鲜与激动，剩下的，就是漫长而孤独的复原过程。
“通常一首3分钟的旋律，需要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重新记录、修正、多旋律适配乐器……”按照民乐的作曲流程，董贤宇熟练地对采集来的音频进行了相似的拆分与整理。
然而，民间传承的方式通常是口耳相传，在传承的过程中，旋律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化，比如乐手的记忆偏差、演奏习惯或是即兴发挥等。
“这就要求我们在复原的过程中，不仅要忠实于原始音频，还要结合历史文献和专业的作曲知识，对旋律进行合理推断与修正。”董贤宇说，民乐的创作过程通常和写文章一样，讲求“起承转合”。“起”与“承”的部分，通常在结构上对称，旋律上相近；而转折的部分，要跳出原有的旋律框架，形成对比。
但在村民们哼唱的旋律中，有时是‘起’与‘承’的部分旋律相差甚远，或者“合”部的旋律没有很好地再现前面的主题。这就需要对旋律进行适度调整和创新，让整首曲目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更加符合音乐的逻辑和审美。
此外，从单一旋律，到唢呐、笛子、笙、琵琶、扬琴等十多种乐器的重新编排，也同样耗费力气。
老先生们记录谱子的方式，大多是单一旋律的工尺谱，没办法做到多声部的配器。这意味着，要像写一首全新的曲目一样，重新编排，这也是最耗时的一个步骤。
尽管“修文物”的过程寂寞、孤独，但在董贤宇眼中，文艺工作者们“乐在其中”。
“乡土民乐中有着丰富的‘养分’，或是它独特的旋律、腔调，或是某种特定的演奏技巧。”董贤宇说，在修复过程中，《梅依栏杆》让他印象最为深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旋律，听起来是在模仿抬阁一摇一晃的状态，但又非常新颖，和此前听过的大部分曲牌完全不同。”
“我想这既是给文艺工作者们的未来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也是传统民乐立足于自身文化土壤，探索传承创新的方向。”在他看来，古调新声里，文化基因的“双螺旋”正在破土生长。
从“背景板”
到“生活曲”
有学者认为，音乐文化历经时间的洗礼，已深深植根于各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彰显出不同民族的审美理念和情感追求。
正如对于前童元宵行会来说，音乐的发展壮大、丰富了这一民间游艺集会活动的“声景叙事”，也将农趣、乡情、祈福等乡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事实上，在宁波地区，像奉化吹打、象山渔民号子等这些传统音乐形式与前童行会音乐相似，原本都是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来的，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音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董贤宇说，无论是流传下来的工尺谱还是数字音频，保存下来的仅仅是音乐的“骨骼”，流动的“血液”仍旧需要乡村的土壤来滋养。
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前童元宵行会的音乐，无疑是“幸运”的。
2014年，宁海前童元宵行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几年，巡游活动规模不断扩展，每年在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两天接连举办四场，行会音乐作为巡游活动的重要一环，有了生动的“应用场景”。
尽管如此，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前童行会音乐依旧面临着演奏人手不足、曲目创新乏力、传唱度不够等现实问题。
据卢尚志介绍，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后，近几年，各房派也在不断培养年轻的鼓乐手，邀请非遗传承人讲授相关知识，鼓励村民参与学习。同时，借助文化特派员的力量开设民乐班，让更多的青少年加入进来。“目前，鼓乐手的年龄跨度已经从80岁到10岁，传承人越来越年轻化，为行会音乐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
而在面对曲目创新乏力、传唱度不够等问题时，新的思考与解法仍是“刚需”。
“非遗是传统的，也可以是时尚的。”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词作家陈民宪认为，非遗传承需要“见人、见物、见生活”，音乐更是如此。
首先，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乡土音乐的本真。
正如行会音乐本身是为仪仗队伍伴乐，轻快、喜庆的旋律与巡游队伍的行进步伐相匹配，就是地域特色的最好体现。“不仅如此，民间音乐还要和地方方言，也就是村民的“母语”紧密结合，这样才能传递出最地道的地域文化情感。”陈民宪强调，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根基，是传递乡情，承载乡愁不可或缺的元素。
其次，要深挖音乐里的故事叙事，丰富乡土音乐的内涵。
行会音乐中的每一首曲目，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故事和民俗寓意。比如《将军令》这首曲牌的作用，是以音乐号召、集结村民，加入队列；《梅依栏杆》《红线袄》便是传递参与行会的姑娘们的喜悦与祈愿……越来越多的情感叙事夹杂在鼓乐声中。
通过深挖这些曲目背后的故事，不仅可以增加音乐的吸引力，还能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乡土文化的厚度。
最后，要发掘乡土音乐中的共同情感。“无论是在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音乐都是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通用语言。而乡土音乐中所蕴含的共同情感，比如团结、喜悦、祈愿等，更是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陈民宪表示，无论是民间曲艺还是乡村小调，都需要有“呼吸”的空间，而非真空的展柜。
通过创新的传播方式，当非遗音乐从档案库走向大众，从学术课题变为生活方式，这场关于声音的文化接力，才算是真的“见人、见物、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