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他，出身贫寒，却立志诊治中国旧社会的“病”。
他，一介书生，在“一唱雄鸡天下白”时见证曙光。
他在90多年前以《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中国犯罪学拓荒和奠基。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人之一，他以笔为枪，学术报国，锲而不舍地寻求真理，矢志不渝地呼唤光明。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辉时刻。
他与雷洁琼相识于燕京大学，相守四十余年，历经风雨终其一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离开燕京大学后在上海从事犯罪学实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筹建并任教北京政法学院，培养了大批政法人才。后调任北京大学。
他，就是中国犯罪学先驱、余姚人严景耀。今年恰逢其120周年诞辰。
2023年，严景耀祖屋所在的余姚市低塘街道姆湖村，在实施建设村落文化公园时，一并规划建设历史资料陈列馆，所处位置就在严景耀祖屋旁，可连廊相通。祖屋及其周边村落文化公园占地约14亩，新规划的历史资料陈列馆系两层砖瓦结构楼房，主体建筑已于2024年6月完工，目前拟实施内部装修和展陈环节。
高士后裔
山高水长
严景耀，字星门，生于1905年7月24日。据法律出版社《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介绍，严景耀的祖父严魁元，号炳臣，曾在镇江、扬州一带经商。然而时局动荡，生意惨淡。祖父严魁元离世时，父亲严麟章还不到15岁。严麟章，字子贤，早年在杂货铺、煤铺做学徒，曾在上海闸北一带和朋友合办一间鼎昌号煤铺，但生意萧条，一家人勉强度日。对于严麟章而言，儿子严景耀、严景珊聪明好学，前程可期，令他有所宽慰。
1915年，严景耀在上海入湖州旅沪公学。1920年7月27日《申报》第11版刊登消息：“湖州旅沪公学男女两校本学期有学生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昨日举行暑假休业礼并高初等毕业式。由校长凌铭之给发文凭奖品，各教员相继致训词，末唱毕业歌而散。毕业生计高小严景耀等九人，初小王扆家等四十九人。”随后，严景耀升入上海民立中学。民立中学始建于1903年，以教育救国﹑培养栋梁之材为己任。严麟章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
1924年，严景耀以优异成绩考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然而，严麟章无力供其上大学。据《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一书指出，当时严麟章的月收入只有15元。所幸，严景耀的堂房姑母伸出援助之手。堂姑父汝守梅早年曾留学美国，家境殷实。
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之“青少年偷窃”系列里，严景耀所记的第一例个案是“吴成生”。吴成生11岁，智商132，父亲在军队工作却领不到薪水，母亲拼命干活才能维持一家生活。他想上学，但母亲的回答是：“等你爸爸有了钱时再说吧。”吴成生看见路边放着一辆洋车，就把车垫子偷跑了。他被抓后送进管教院。他的功课很好，在接受严景耀调查时，他说：“我想我将来不再找麻烦了，好好地读书，希望将来能成个老师。管教院的学生们都喊我‘教授！教授！吴先生！吴先生！’”
在记录这一“个案”时，严景耀想必不胜唏嘘。人生恍如AB剧，聪明好学的吴成生似乎是严景耀的人生B剧。回想自身，他何尝不曾面临失学而成为另一个“吴成生”？幸好，严景耀演绎的终究是成为教授的人生A剧。
余姚的严氏，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后汉书》称：“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据《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记事》一书记述，严景耀从小听族人讲先祖严子陵的典故和传说。好学如严景耀，应该读过范仲淹赞誉严子陵之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纵观严景耀的一生，求学问而务实效，重名誉却淡名利，重事功却轻功利。作为严氏后人，严景耀传承着先贤的风骨。
燕园明志
铁窗问道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许多知名人士亲历惨案，朱自清就写有《执政府大屠杀记》。当时，严景耀代表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也是亲历者。严景耀认识到，民生之所以困苦，社会之所以动荡，是因中国病了，得治。
校园暂且还有安稳的书桌。1927年夏，严景耀主修犯罪学。他说：“监狱就是社会医院……可是这医院的医生，绝不是普通的大夫，乃是监狱教育专家，乃是社会服务专家。”当时，中国犯罪学几乎空白，“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1927年，严景耀决定深入监狱以获得中国犯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老师王文豹得知后，很支持，和京师第一监狱商量提供便利。
1927年暑假，严景耀进入京师第一监狱，与犯人同住、同食、同劳动。他整理材料时发现，问卷不能容纳更多信息，他不再拘泥于问卷，而是开放性地梳理对话记录。他把犯人口述与官方记录等相互印证，发现犯罪研究不能局限于犯罪本身，而有必要从犯罪与社会环境的有机关系入手，研究犯罪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他对因迫不得已而犯罪的贫苦百姓充满同情。严景耀写成本科毕业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发表于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年刊《社会学界》。这是他成为中国犯罪学先驱的第一份文献。
1928年暑假，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继续研究犯罪学，同时勤工俭学担任教授助理。严景耀带学生赴河北、山西、浙江等省的20多个城市调查监狱。1929年6月，严景耀完成硕士论文《北平的罪犯情形》。取得硕士学位后，严景耀被燕京大学正式聘为助教，主讲刑犯学及监狱行政科目。每月家里的开支用度由其寄去，其弟严景珊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费用亦由其承担。
1929年9月，严景耀的八省调查成果《中国监狱问题》发表在《社会学界》年刊上，严景耀在业内声名鹊起，被聘为“豪威特英格兰刑法改革同盟”中国记者。11月，河北成立一个监狱协会，由严景耀担任常务委员，主管研究调查和编辑中国第一本监狱学专门刊物《监狱新闻》。
1930年，严景耀受委托调查研究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四省的监狱与犯罪。由此，严景耀基于对人的关切结合社会变迁因素而进行的犯罪社会学研究，在燕京大学形成传统。严景珊《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周叔昭《北平诱拐的研究》、谢佑幼《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檀先璜《近今中国犯罪研究的分析》等毕业论文，都源起于他的示范。
周游诸国
缘定燕园
1930年7月底，严景耀受委派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次国际刑罚会议，途经苏联，停留半月，再赶到会议所在城市布拉格，为期一周。该会议的议题涉及刑事立法、监狱行政、犯罪预防及少年犯问题四方面，各国专家送交大会发表的论文计99件。经此，严景耀的国际视野被骤然打开，将中国犯罪问题放在世界坐标中加以定位，显现更清晰的逻辑肌理。
次月，严景耀参观德国、法国及英国的监狱。然后，从伦敦坐船抵达纽约，在纽约社会工作学院学习研究美国刑罚机构所施行的制度。1931年秋，严景耀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犯罪学与监狱学。同时，他学习俄文，还在唐人街华侨中开展进步思想宣传。1934年6月，以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严景耀将当时的中国犯罪问题归结为三个原因：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及道德观点的矛盾；犯法成为谋生求存的唯一出路；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
1934年秋，严景耀到莫斯科外国语学校教英文。1935年1月，转入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该国的犯罪学和监狱学。1935年6月，应燕京大学邀请，严景耀重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概论、犯罪学、社会运动自然史等课程。此次在燕京大学执教虽只一学年，但在此期间，严景耀遇上了志同道合的民主战友、风雨同舟的终身伴侣雷洁琼。
在当时的社会学者里，以独立研究开设犯罪学课程的，首推严景耀。其“犯罪学”的课程说明如下：本课程的目的，乃是研究犯罪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特殊着重中西文化接触前后犯罪变迁的比较分析。根据国内所搜集的犯罪统计与个案材料，说明犯罪如何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及犯罪如何可作为文化失调的标记……
1935年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严景耀等有识之士支持青年追求真理。在收到预期效果的同时，许多进步教授被当局所忌惮。据1936年5月5日《燕京新闻》载，严景耀出席5月3日晚在燕京大学适楼礼堂召开的时事讨论会。时值家国危难，严景耀等“对将来之发展以及中国应付之办法，皆有详尽之讨论”。当局向燕京大学施压，敦促严景耀离开学校。其实，1936年春严景耀趁寒假南下省亲，经引荐已应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典狱官。
孤岛悬灯
志同道合
1936年9月，严景耀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办狱务监督”。1943年7月，严景耀离开监狱岗位，到上海新华银行任职。
除先后在监狱、银行上班外，严景耀在上海还开展了诸多进步活动，其中一项是在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据陈福康《郑振铎传》称，1938年2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开办，为社会青年补习功课，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严景耀讲授“社会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国际关系史”。因工作关系，他的课只能排在周六晚，每周授课两小时，不取报酬。学生喜欢他的课，他对学生亦很热情，邀请大家在茶室饮茶或点心店吃早餐，交流读书方法，宣传抗日救亡。
那段时间，严景耀与郑振铎成为亲密战友。郑振铎在讲习所讲授“元明文学”“中国新文学史”“民俗学”等课程。1938年除夕，方行等7名学员被敌伪逮捕。严景耀利用典狱官便利，设法将他们及被关押的地下党员许亚营救出狱。学员瞿犊、王进于1939年1月被当地土顽诱杀，他与郑振铎联名撰写悼文《我们最勇敢的民族战士》，收录于讲习所师生自费印行的《瞿犊王进烈士纪念集》。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署后，英、法大力推进绥靖政策。1939年5月，一位同学在给昆明的朋友写信时，自豪地称讲习所是“上海的抗大”，而昆明的那位朋友高兴之余误将此信发表在报纸上。这引起当局警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展开追查。6月2日，工部局找严景耀谈话，予以喊停。为继续更好开展进步活动，严景耀只能暂且妥协退出讲习所。在这种情况下，讲习所不得不落下帷幕。
在上海，严景耀最后一次参与具有显著影响的进步活动，就是为和平请愿团送行。当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上海各界人士赴南京和平请愿团，代表有马叙伦、雷洁琼等。1946年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10万余人为请愿团送行，严景耀、吴晗等走在前列。请愿团里有他的战友以及最牵挂的人。结果，当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时，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发生：请愿团代表被冒充“苏北难民”的特务殴打致伤。在上海的严景耀听闻消息后，悲愤不已。
1947年3月17日，严景耀受邀重返阔别10年有余的燕京大学。3月29日，《燕大双周刊》第35期第一版刊发消息《严景耀先生已抵校授课》：“严景耀先生已于三月十七日自沪乘轮抵校……今年重返母校，与夫人雷洁琼女士同在社会系授课。本学期严先生所授课程为‘社会变迁’及‘社会学概论’。”
（除署名外，其他照片由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