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昊 蔡嘉妮 厉晓杭/文

徐 烽/摄

清康熙七年（1668年），咆哮的永定河水，如恶龙作乱，冲垮了卢沟桥两个桥洞，京畿之地，洪水肆虐。

太医院医官乐显扬心急如焚。没想到，凶猛的洪水冲进了京城，甚至连紫禁城午门都浸塌了一角。最让他忧心的是，郊野庄田眼见着成了汪洋泽国，可怜的百姓流离失所，霍乱、痢疾开始流行。

朝廷下令拨款赈济灾民。然而令乐显扬震惊的是，经过户部官员和太医院的层层克扣，发到百姓手中的药和银两不足拨付的十分之一，太医院院判竟倒卖救命的药品大捞一笔。

人命安能如草芥？乐显扬出离愤怒：比洪水更无情的，是人的利欲熏心。他决然辞官而去。

乐显扬留下的背影，是医者的一颗仁爱之心。他没有忘记，宁波国药世家留给他的家训，施药济人，普救含灵之苦。

在他身后，一代代宁波国药人以仁为本，行走全国，供药济世，在波澜壮阔的岁月中，演绎出一段段名震华夏的国药传奇。

1

“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乐显扬踏上了以药养济众生之路。1669年，他在北京办起一间药室。

该为这小小的药室取什么名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经典里的两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和“仁者，爱人也”。这不就是济世仁心的最高追求吗？

题写着“同仁堂”的匾额被挂到了这间药室的高处，至今名满天下的药号就这样诞生了。

乐氏世代行医，祖籍宁波。乐显扬在太医院任职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皇家档案，整理了不少古方、民间验方和宫廷秘方，这使得他的医术更为高超。加上不分贵贱亲疏的医德医风，让这间药室逐渐赢得街坊邻里的信任，有了同仁堂待病人一视同仁的美誉。

在一豆烛光下，乐凤鸣常常看见父亲翻检一摞摞的医书, 或者在药柜前品究种类复杂的药材。乐显扬“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情怀，在日复一日中潜移默化感染后人，并成为同仁堂世代坚守的价值观。

乐显扬去世后，乐凤鸣接过父亲的事业，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同仁堂药铺，汇编《同仁堂药目》。他写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就为同仁堂建立起了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和工艺规范。两句“必不敢”，成了同仁堂对天下的许诺。

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是一味妇科名药。1849年，制药车间的纯种乌鸡只剩十余只。一名伙计就向当时同仁堂的掌门人乐平泉建议：纯种乌鸡特别难找，不如临时用杂色的鸡代替。

“你来同仁堂多久了，不知道同仁堂的规矩吗？选料必须地道、上乘！”乐平泉语气坚决。他吩咐伙计，立即到顺义、平谷等地购买纯种乌鸡，如果买不到，暂停乌鸡白凤丸生产。

诚信经营让同仁堂声誉日隆，特别是从雍正帝开始，供奉清宫御药独办官药，历经清朝八代皇帝，近二百年间未被更换。由于药方大多源于乐氏家族祖传及宫廷秘方，更是令其蜚声中外。

当时国内著名药市有两处，素有“南有樟树（江西），北有祁州（安国）”之称。祁州药市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若是宁波药商同仁堂的代表不到，就不开市。

人们逐渐注意到，不仅仅是乐氏同仁堂，自明清以来，宁波诞生了数十位中国国药业的巨商大亨、领袖人物，把药行开到了全国各地，在各地药市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举成为国药业的翘楚。人们笑称，凡到药市，总能听到宁波话。

在杭州，宁波庄桥人张梅、慈溪人叶谱山先后创办张同泰国药号、叶种德堂，“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跻身国药“杭六家”；在广州，宁波慈城人钱澍田开设敬修堂，跌打万花油、追风透骨丸等良药风靡一时；在上海，宁波布商蔡嵋青开办蔡同德堂国药号，宁波庄桥人童善长收购药号创立童涵春堂，在沪上“江南四大户”中占据半壁江山……所谓“无宁不成市”，宁波籍国药商帮，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

宁波之所以能成为“国药人的摇篮”，是与当时名医辈出、医脉绵长分不开的。同时，浙江又是中药材原料大省，单宁波四明山地区就产植物药材780余种。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宁波与国外也有着频繁的药材交流。53家药行集聚在宁波药皇殿门口的砌街（今药行街），使宁波一度成为全国药材转运集散中心。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宁波籍国药人从未把经营药材单纯当作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是同时视作悬壶济世的志业。从“达则兼善，仁者爱人”命名天津达仁堂，由“存济之心，赠仁于众”得名宁波冯存仁堂，可得见宁波籍国药人的初心追求。

在一方保存至今的碑刻上，有学者发现，宁波籍商帮最早设立的同业商会，可追溯至明末由药商在京创立的鄞县会馆，这也是当时北京城唯一的中药材行业商会驻地。也就是说，宁波籍商帮历史上是由经营中药材起步的。

宁波“寿全斋”、温州“叶同仁”、绍兴“震元堂”、上海“余天成”、苏州“沐泰山”……这些在全国药业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国药商号，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宁波籍商帮历史的辉煌第一页，在我国中药业发展史上，积淀下厚重的记忆。

2

“1月19日的日历，被料峭早春包裹着；

唯有‘戒欺’的横匾，

在寒意里，依旧保持着卓尔不群的褐色。

那一天，十四岁的他涉入了纷繁人世的沧桑。

那一天，五尺半的他开始了前程未卜的远航。”

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和丁建华在一首诗里，这样抒写“江南药王的最后传人”冯根生踏入胡庆余堂的那个时刻。

国药界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被誉为“江南药府”的胡庆余堂，坐落于杭州吴山之麓的大井巷。1949年1月19日，刚满14岁的冯根生走进胡庆余堂。

冯根生出身于中药世家，祖籍宁波，祖孙三代皆是胡庆余堂的药工。这一天，冯根生穿上新缝制的长衫，被祖母牵着迈进胡庆余堂的大门，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

冯根生后来回忆说：“当时经理领我到后厅，手往墙壁上指指，‘仔细看看，这是胡庆余堂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块匾，有两个大字‘戒欺’和一篇短文章。经理跟我讲了其中的道理，讲‘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做学徒的头一课，就是诚信教育。”

“戒欺”匾是在胡庆余堂成立之初，由创始人胡雪岩所书。它也是胡庆余堂众多匾额中唯一朝后厅挂的，用于告诫员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冯根生也把诚信当作最重要的信条，坚守一生。

“我的童年是伴着几十只药炉、几千味中药度过的。”从药材筛选、清洗、切制、干燥，到炒、炙、漂、洗、煅、飞，活计精细，一丝不苟。两千余种药的药性、配伍、品相，他倒背如流。冯根生矢志把每一剂药做成精品，每天300帖，一年10多万帖药从他手中出去。“国药巨匠”，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然而，传统中药的手工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1972年，在冯根生带领下，胡庆余堂位于杭州西郊桃园岭上的“驴皮车间”独立建厂，也就是后来的青春宝集团。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作为胡庆余堂传人的冯根生，将“戒欺”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上，并瞄准保健品市场，把新创产品“青春宝”打造成诚信的“旗舰”品牌。

首先是确保质量，第一步就是选材。“青春宝”选材到了苛刻的地步，严格鉴别药材的形状、大小、颜色、断面、质地、味道等，不放过任何瑕疵。

一个中药作坊，没有国家投入，靠着冯根生带领全体职工努力拼搏，资产规模增长4000多倍，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之一。

“尊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冯根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对胡庆余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丸、散、膏、丹是胡庆余堂传统王牌产品。冯根生改良古方，在国内首创生脉饮口服药；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首创新型滋补强壮剂“双宝素”；还研制出中国第一支用于静脉注射的中药制剂——参麦针。冯根生作为中药现代化的扛鼎人，大胆进行技术改造，中药生产由此步入工业生产时代。

在冯根生的带领下，曾一度奄奄一息的胡庆余堂将百年传承的中药特色与新兴技术相结合，这家民族老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对于中药事业，冯根生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我太爱中药了，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胡庆余堂药工出身，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外国老板出几百万美元的年薪叫我去搞中药，我拒绝了，因为那是出卖祖宗的。”

“我的一生都已经融入中药事业，无法摆脱，也不愿离开。”冯根生用数十年的奋斗，缔造了“江南药王”新的辉煌。

正如冯根生所说，他是“传统中药的见证人，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经历者”。“国药巨匠”冯根生的济世情怀，折射了宁波药商精神的现代传承。

“修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今天，胡庆余堂药业公司生产车间外墙上依然写着这10个大字。虽然在净化封闭式现代化的厂房中生产药品，外人看不到也进不去，这几个字始终提醒着胡庆余堂员工：制药务必“诚心”，药号方能长青。

3

“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

在纵贯几个世纪的时空叙事中，同仁堂、张同泰、敬修堂、童涵春堂等这些由宁波籍国药人开创的国药名号，成为代表我国中医药的金字招牌。有数据显示，国家颁布的“中华老字号”药铺中，宁波人创办的占到了约六分之一。

这些老字号何以领风骚数百年、历风雨而不衰？或许可以从精、诚、仁三个字中，品味其历久弥新的精神密码。

——精。与其他行业不同，药业关系性命。如何让百姓吃上放心好药？宁波籍国药人给出的答案是，药材要真，炮制更要精益求精。同仁堂安神类中成药中有一味主药叫远志，处理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然后将针一般细的芯一根一根抽出来扔掉，对于这费时又费力的工艺流程，同仁堂却始终严格遵行。

无独有偶，“张同泰”煎膏工艺流程至今同样严苛。老底子一冬只能做40多个方子，即使工艺改善，每剂仍需5天。有人嫌慢，但“张同泰”药师认为50多道工序急不得，只有火候、熬制时间到了，膏方清、透、亮，才有好药效。

——诚。有人说，如果把350多年同仁堂史浓缩，就会发现最闪光的是“诚信”二字。比如六味地黄丸要用山茱萸，还应先去核，用黄酒蒸制。有的药商把山茱萸连核一同打碎，省去酒蒸来降低成本，同仁堂则坚持无论过程多么繁琐，为确保药效不敢减省半点步骤，无论成本多么高昂，为出珍品不敢偷省半点物料。

作为“江南药王”的胡庆余堂，首任经理余修初同样来自宁波。余修初始终坚持“真不二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不以劣品弋取厚利”。胡庆余堂的“局方紫雪丹”，是镇惊通窍的名贵急救药，在制作中因其中一味“朱砂”易与铜或铁发生化学反应，为确保药效，在他“掌舵”下，不惜血本铸成熬药的金铲银锅。金铲银锅至今仍陈列在胡庆余堂，被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也是新员工入行最好的诚信“教材”。

——仁。明朝时，宁波余姚人朱养心在杭州吴山一带悬壶行医，开办药室，“贫乏不收值且赈恤之”。清朝时，江南一带战乱或瘟疫流行之际，胡庆余堂等国药号免费放药，为民除瘟疗疾，传为美谈。

当自然的本草与人世的仁心相遇，演绎的是杏林春暖、橘井泉香的佳话。有学者曾给同仁堂写过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恐怕也能代表诸多宁波籍国药人重仁轻利的动人风范。

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瑰宝。中医药老字号即是数百年来传承这一瑰宝的见证。

现在，许多中药老字号越来越“潮”，频频跨界药饮、药妆等新领域，探索直播、人工智能等新模式。这让散在医书、藏在药室的养生理念和方法，不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毕竟，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千百年来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命基因融为一体。

冯根生曾说：“我仍坚信一个自己的理想，希望中国中医药能够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认识中药、享受中药带来的福祉。”现在不少老字号走出国门，像同仁堂境外店已为全球约5000万人送去中式健康方案，受到许多外国人士青睐。

中医药的仁心仁术，带着大自然的草本清香，飘向千家万户。当人们走进国药老字号时，不仅以国药护佑健康，同样也感受着“心正药自真”的中华药德。

纵观明清以来宁波籍国药人这荡气回肠的开拓历程，有人说，这是一部博施于民、重仁轻利的创业奋斗史，在跨越数百年的药人与药草的对话中，更是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同修仁德、悬壶济世、泽被苍生的中华传统药德的传承赓续史。

在宁波慈城古县城的民权路上，坐落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宁波药商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接游客前来参观。乐显扬、冯根生的故事，以及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在讲解员的娓娓述说中，再次变得鲜活。人们由衷地感受到，在古往今来那些宁波籍国药人的身上，药道、商道与仁道，早已融汇为一。

一缕药香，绵延不绝；一世仁心，映照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