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良
他开四明讲学之风，是推动宁波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先驱人物。他被王安石尊为贤者，并询以治县之道。他以培育英才为己任，一时名士俊杰皆立其门墙。他为明州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为浙东学派诞生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
他就是甬上楼姓始祖、北宋著名教育家楼郁。
名冠“庆历五先生”
宋仁宗庆历初到北宋末，宋政府先后掀起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同时，汉唐以来繁琐的章句注疏之学遭到士大夫群体排斥，直寻经典本义、探求经典义理的治学之风兴起，形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宋学特征。陈寅恪在论述文化的发展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明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宋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知鄞县。他一到任上，就发现鄞县民间存在一些匪夷所思的习俗。他曾写下《闵习》一文，记录鄞人“父母死，则燔而捐之水中”，意思就是子女将父母的遗体焚烧后扔到水里。如今“海葬”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态葬法，但在当时，特别是大力倡导孝道的宋代，这是严重违背“先王之道”的陋俗。
王安石认为，要教化百姓，培养人才，就必须兴教办学。他在《慈溪县学记》一文中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和“教化可以美风俗”，意思是道德教化可以使风俗更为淳厚朴实，天下每日都离不开政治教化，因此不可以一日没有学校。
王安石将唐元和年间建于县东的先圣庙改建为县学（位置在今海曙区县学街90号）。为了倡导重教好学的风气，他请来五位大儒进城办学。这五位大儒，分别是楼郁、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据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记载：“昔在宋时，桃源王应求（指王说）亦鄞人，同季父致（指王致，与王说为叔侄）招楼郁、杨适、杜醇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可见这五人是当时明州地区教育和学术的中坚。他们各创书院，收聚生徒，致力于儒学传播、民生教化，史称明州“庆历五先生”。
“五先生”以教育为主要职业，或开书院，或执县学、郡学讲席，培养了许多人才，创造了极为强烈的地域人才聚合效应。王应麟在《先贤祠堂记》中评价，“明自唐为州，文风寥寥”，到了宋代庆历年间，朝廷开始重视地方教育，诏令州县设立学校。“山林特起之士”，即来自民间的杰出学者，他们或授业乡间，或传道巷陌，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学思想，传授经史“有用之学”。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批学识渊博，品德纯良、笃厚的人才脱颖而出。明州文教的昌盛，是“五先生之功也”。
“五先生”中，楼郁是唯一的进士及第者。
楼郁（1008年—1078年），字子文，原籍奉化，宋仁宗天圣年间迁居鄞县。因居城南，故自号城南；居月湖边，学者称其为西湖先生。王安石曾写下《与楼郁教授书》，信中，他尊楼郁为贤者，谦逊地向他请教治县之道，希望楼郁能指出自己的不足，帮助自己治理好地方。王安石还对楼郁的学识和品德给予高度评价：“足下学行笃美，信于士友，穷居海濒，自乐于屡空之内，此某所仰叹也。”称赞楼郁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深得士友信赖；虽身处偏远海滨、生活清贫，却自得其乐，这样的品德和境界令人敬佩。
南宋丞相史浩在《四明十二先生赞·西湖楼公先生》一文中赞扬楼郁：“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学彬彬。收功贻厥，世有显人。”对楼郁推行儒家教育，使鄞县成为儒学文化高地推崇备至。楼郁的五世孙、南宋学者楼钥更是自豪地说：“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传，学者以诗礼相勉……先生以古道为乡里师表，一时名士咸出其门，儒风蔚然。”
在楼郁等的影响下，读书应举成为明州士人的共同追求，四明地区逐渐激荡成为一个文风鼎盛之区。
绝意仕途乐授学
四明楼氏的远祖可追溯到楼郁的爷爷楼皓，南宋藏书家楼钥《攻愧集》卷八十五称楼皓“居奉化县，世以财雄于乡”。那时的楼氏家族可能通过经商等方式，积累了丰厚的家财，是当地的一方士绅。
楼皓有四子，除了楼杲，其他皆不可考。楼杲笃厚崇德，在乡里行善，未做官。楼杲育有二子，分别是楼郁和楼郇。
到了楼郁这一代，他将居住地从奉化迁到了州、县同城的明州，这里是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楼郁迁鄞转变了家族的发展方向，成为四明楼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宋庆历八年（1048年），鄞县建县学，曾在奉化有过办学经验的楼郁应王安石之请掌教鄞县县庠，后又教授明州州学。五年后，也就是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楼郁考中进士，成为四明楼氏的第一位进士。
此后，他担任安徽庐江县主簿、摄参军事等职。上任没多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他觉得当个小官俸禄微薄，连家人也供养不起，也非自己所愿，于是向朝廷请求辞去官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授予他大理寺评事和正议大夫的名号。自此以后，楼郁绝意仕途，以授学为乐，走上职业化教育生涯。
楼郁的讲学之地，最初在城南柳亭，即今海曙区澄浪社区一带，被称为“正议楼公讲舍”，后迁月湖竹洲，这里如今是宁波第二中学的所在地。城南的“正议楼公讲舍”，后来被南宋哲学家袁燮接手，更名为城南书院。袁燮在此授课讲学，名噪一时，成为明州当时传播理学的副中心。2016年，有关部门在遗址不远的南塘老街重建了城南书院。
楼郁喜好读书，“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书无所不读，其讲解去取必富于道德之意，发为词章，贯穿浃洽，务极于理，好著书。”著有《唐书解题》等。家中藏书逾万卷，其中手抄本居半。藏书楼名“东楼”。到了南宋，楼钥继承其藏书，对“东楼”藏书“岁有增益”，与同城藏书家史守之并称为“南楼北史”。
楼郁生五子，分别为楼常、楼光、楼省、楼棠、楼肖。其中楼常、楼光先后中进士。楼常中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乙科，同榜者有舒亶。曾任兴化军知军事、台州知州，官至左朝议大夫，赠金紫光禄大夫。楼光中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曾任无为州判官，后知畿县，官至承议郎。楼省、楼棠的事迹不可考。楼肖为楼郁的幼子，一生笃学，但没有中举，以特奏名补和州教授。
楼郁的孙子楼异，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外交使馆——高丽使行馆，又造巨舶百艘直通海外。他还将广德湖废湖为田，垦辟湖田七万二千余亩。楼异之子楼璹创作的《耕织图》及诗，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是重要的农业技术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楼异之孙楼钥官至参知政事，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
门下弟子皆俊杰
“庆历五先生”中，以楼郁的弟子最负盛名。
宋代科举制度实行以诗赋取士，故楼郁除讲授经史之学，更注重词赋的教学。他的几位弟子都是以精彩的赋文一举及第。当时的秋试在明州谯楼（即鼓楼）举行，赴考者有一百多人，但解额（参加省试的名额）才六人。为了不占用本地生源名额，楼郁让袁毂和罗适赴异地赶考。后舒亶在明州应试，袁毂去开封应试，罗适则到丹丘（今台州）应试，结果三人均获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
楼郁的众多弟子中，优秀者如丰稷、舒亶、俞充、袁毂、罗适、史诏等。这些弟子为他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丰稷，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初授亳州蒙城县主簿、谷城令，为官清廉，人称“清如水，平如衡”。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出使高丽，遭遇海上大风，船只几乎倾覆，众人惊慌失措，丰稷端坐不动，神色自若，展现出非凡的镇定与勇气。他在回国后继续得到重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官至刑部侍郎。宋徽宗即位后，召为谏议大夫，迁御史中丞，转工部尚书兼侍读、礼部尚书，因上《崇俭爱民疏》《揭蔡京蔡卞奸邪疏》等抨击奸党，遭排挤，到越州、明州、常州等地任职。他精书法，曾书慈溪《永明寺殿记》。近人张寿镛（教育家，刊刻有《四明丛书》）辑其著作为《丰清敏公遗书》六卷。
舒亶，慈溪（今余姚大隐）人。青年时期在楼郁处求学，在“五先生”的弟子中文学业绩最为突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获礼部考试第一名，时年24岁。舒亶奉命出使西夏，展现了他的豪情与胆略。当时边界守军杀气腾腾，舒亶谢绝护卫，单骑直入西夏，向对方宣示宋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脖颈上威胁他，舒亶神色自若，慷慨陈词，最终使西夏君臣接受宋朝划定的疆界意见。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作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舒亶为推行新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因卷入“乌台诗案”而备受争议。
俞充，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宋神宗熙宁初被任命为都水丞，他用汴河沿岸淤泥，为朝廷改造农田8万顷。茂州一带的羌人犯境，俞充呈上“御羌十策”。宋神宗遣内侍官王中正同俞充一起管理羌人。曹村一带黄河决堤，俞充又奉命前往治理。后来，他被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庆州知州。庆阳的士兵很骄横，俞充恩威并施，严格约束。庆阳与西夏的边境犬牙交错，每到收获季节都会遭到掠夺，老百姓大多把田地抛荒，俞充下发公文，让驻军按时节耕种。有当地人叛逃到西夏，俞充派大将张守约陈兵边塞，迫使西夏把那些人遣返。一时声名卓著。
袁毂，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任杭州通判，后移知处州，官至朝奉大夫。他曾与苏轼同试于开封，成绩居苏轼之前。而苏轼也于元祐五年（1090年）到杭州任知州，两人既为同年，又为同事，又雅好诗词，因而相处甚欢。其所撰《韵类题选》百卷深得楼钥推重。
罗适，溪南罗家（今台州三门县）人，与舒亶为同殿进士。他是北宋有影响的水利专家。在江都任知县时，率民众兴修水利55处，灌溉农田6000余顷，围塘扩种85万顷。他调离后，江都百姓为他立生祠，秦观为他写祠记。提点两浙刑狱任上，他亲赴黄岩，疏导八乡官河90里，沟通大小支流900多条，并首创在内河分段筑堤建闸，控制水量，使70多万亩农田受益，当地有“黄岩熟、台州足”的民谣流传于世。
史诏，四明史氏的奠基人。他是个遗腹子，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拜楼郁为师，学有所成后以教书为业。随着家境好转，母子俩经常接济生活有困难的人家，也经常帮乡邻解决一些矛盾纠纷。史诏不求功名，无心科考，一心为母亲尽孝，他的文才、性情、品德受到乡邻赞誉。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朝廷立“八行”取士，史诏作为当地的儒家道德典范，受到明州官员的热忱推荐。但史诏却放弃唾手可得的做官机会，带母亲隐居到鄞东大田山，耕读侍母，教书育人，此举更是提高了他在明州的声望。后史诏的儿孙陆续脱颖而出，开创了“一门三宰相、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的盛况。
除了这6人，楼郁的著名弟子还有周锷、黄东、吴矜、盛侨等。
经过以楼郁为代表的“庆历五先生”的悉心经营，四明州县学风大盛。据宝庆《四明志·叙人下》记载，自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明州仅出了16名进士。但自庆历兴学后，到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明州登科人士达到108人。
全祖望对“庆历五先生”开启四明学风尤为推崇，他在《鲒埼亭集》中说：“五先生皆隐约草庐，不求闻达，而一时牧守来浙者，如范文正公、孙威敏公，皆抠衣请见，惟恐失之……年望弥高，陶成倍广，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认为“五先生”虽隐于乡野，其学识与品德却远播四方，连范仲淹等人也上门求教，惟恐错过与这些隐士交流的机会。他们的声望与日俱增，数十年后，明州也成为像邹、鲁（指孔孟之乡）那样的儒学文化之乡。
楼郁等的教育活动，为明州培养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为浙东学派的诞生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