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洲，明代鄞县人。1555年受浙江总督胡宗宪之命出使日本，成功招抚王直，宣谕日本群岛，为平息倭乱迎来曙光。不想回国后，各级官员以为他一定带回很多金银财宝，纷纷向他索要，但蒋洲并无寸金可送，因此明里暗里得罪了很多人，遭弹劾蒙冤入狱，宣谕成果也基本清零。但他的豪情与勇气、努力和付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若干年后的“隆庆开关”。
胡赵密议招抚倭首
北仑梅山岛，一座联通舟山六横岛的跨海大桥正在火热开建。
六横岛，位于舟山南部海域，与北仑的直线距离为7.5公里。在16世纪的中国明朝时期，它曾是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开辟的“国际自由贸易港”。那时，这个港口叫双屿港。
明朝立国之初，正值日本战国时代，大量武士流亡海上，成为倭寇。同时，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残部也在海上劫掠。为防备他们的侵扰，明政府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寸帆不许入海”，同时将舟山三万多居民迁入内地。与明朝相邻的各国，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与明朝开展贸易及文化交流活动。
明嘉靖二年（1523年），两伙前来“朝贡”的日本人互争贡使资格，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给宁波百姓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害，史称“争贡之役”。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政府关闭市舶司，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此，双方贸易从三江口转到了宁波近海的双屿港。双屿港鼎盛时期，有房屋千余栋，海船千余艘，人口三千多，其中，光佛郎机（葡萄牙）人就有1200名。
这种在自己眼皮底下开展的走私贸易，显然是明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率军攻入双屿港，港内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溺死及被明军斩杀的有数百人。
冲出包围圈的，有一个叫王直的徽州人，他的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被海盗们尊为“海上盟主”。他本想成为一名合法的海商，但明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于是，他纠集余部逃到日本。为了获得中国的商品供应，他又从日本出发，不断侵扰东南沿海。明代海防著作《筹海图编·王官使倭事略》有相关记载。
当时的情形是，王直等纠集倭寇陷昌国，犯定海，攻海盐，破乍浦，入南汇，据吴淞，成为明政府心腹大患。当时胡宗宪总督浙江，与倭寇屡战屡败，让他感到单纯的军事进攻是行不通的，由此滋生了诱降王直的念头。
《筹海图编·纪剿徐海本末》记载：“公始为提督时，尝与监督尚书赵公（赵文华）谋曰：‘国家困海上之寇，数年于兹矣，诸倭酋奴乘潮出没，将士所不得斥候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罪状，苟得诱而使之，或可阴携其党也。’”赵文华时任工部右侍郎，奉皇命督察江南军务，他赞同胡宗宪意见。两人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宁波府“知海情，有心计生员”蒋洲和陈可愿。
不畏生死蒋洲请缨
蒋洲，字宗信，别号龙溪，鄞县人。他的身份是一个当不了官的诸生。黄宗羲在《南雷文约》中说他“好游侠，流连管乐，平居爱客，置酒雅歌投壶，高睨大谈，终日不倦，以故人乐与之游”。可见其人很外向，有口才，善交际。恰好此时胡宗宪要行招抚大计，需要有能言善辩之士出使日本。同是宁波人的抗倭名将万表就向胡宗宪推荐了蒋洲，说“里有蒋生者，纵横士也”。
也有史料称蒋洲、陈可愿系戴罪之人。如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史书《罪惟录》卷十九称：“鄞人蒋洲、张惟远，坐通番，当逮，许获直以赎，且以上赏许之。”
陈可愿，字敬修，与蒋洲同是鄞县人，身份也是诸生。明代专为抗倭而作的江防专著《江南经略》卷三也有记载，蒋洲、陈可愿等人“通番”。
“通番”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与外国人交往，二是与外国或外族勾结充当汉奸。蒋洲、陈可愿的“通番”当属前者。自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使日本政府协助自己剿灭扰边的倭寇，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允许日本入明“朝贡”。“朝贡”其实就是做生意。每当日本贡船抵达宁波，一些脑筋活络的鄞人，会通过政府核准的“牙行”，公开与“贡使”做生意。“贡使”也会夹带很多私货，私下与鄞人交易。蒋洲、陈可愿是否与日本人做过生意，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这个“通番”之说，恰恰证明蒋洲、陈可愿见过世面，与日本人有过交往，对日本国情比较了解。
当胡宗宪向蒋洲询问御倭之策时，蒋洲说：“汉之困于匈奴，由中行说也；宋之患于元昊，由张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东南之祸。今与我争于鲸唇之上者，皆直之分宗也。直之母、妻与子尽在我地，彼虽作贼，骨肉刺心。公如开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清·黄宗羲《蒋氏三世传》）”胡宗宪听了，连夸此计大妙。
随后，胡宗宪以同乡的名义，把王直的母亲、妻子及儿子从狱中放出来，并“丰衣食，洁第宅”，待遇十分丰厚。同时放出了因“冒海禁入海，熟悉夷情”的朱尚礼、胡节中等人，“令各募二十人，辅洲等赍藩司咨文以往”。从“藩司咨文”可见蒋洲这次出使是受地方派遣，并不是国家级别的外交行为，且同行者中有违反海禁的犯人，这为他后来功成谤兴埋下了隐患。
晓以利害说降王直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蒋洲、陈可愿使团从宁波三江口的桃花渡出发东渡，因在定海海面遇到飓风、贼盗，直到十一月十一日才到达日本五岛列岛，受到五岛夷长宁久、夷僧是柏者的接见，并通过日本“船人”的引导，见到了王直养子王滶（毛海峰），又通过王滶，辗转见到了大海盗王直。
此时，王直占据着日本5个岛屿，表面看很是风光，岛民们跟着他到中国杀掠，财源滚滚。但由于明军征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甚至有个岛数百男性倭人出海后无一生还，很多家属对他心存怨恨。再是，当时日本九州的强藩岛津贵久崛起，开始平定南九州，王直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在国内，他的母亲、妻儿都在胡宗宪手上，所以心里很不踏实。
蒋洲等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强调胡总督与他同乡，其母亲、妻儿一直受优待。只要归顺，朝廷将赦免其过往罪行，并委任其为“都督”，由他负责替朝廷肃清海疆，并开市通贡。
万表的《海寇议》记录了这次谈话：
洲等曰：总督公遣洲等敬劳足下，风波无恙。
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总督公不曳尺缠，牵而鞫之，而远劳讯使，死罪！死罪！
洲等曰：总督公言足下称雄海曲，志亦伟矣。而公为盗贼之行，何也？
直曰：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
洲等曰：是何言与？足下招聚亡命，纠合倭夷，杀人剽货，坐分掳获。而为之辞曰“我非为盗者”，是何异于昏夜操罟，以临人之池，执之则曰：“我非盗鱼者，为君护鱼者也。”虽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
直语塞。
洲等曰：总督公统领官军十万，益以镇溪、麻寮、大剌士兵数万。艨艟云屯，戈矛雨注，水陆戒严，号令齐一。而欲以区区小岛，与之抗衡，是何异于骋螳臂以当车辙也。
又曰：总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寿母令妻于狱中，馆谷甚厚，则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机立功以自赎，保全妻孥，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
在亲情触动和利益驱动下，王直的态度开始缓和，同意归降立功。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王直养子王滶等率4艘大船随陈可愿回到宁波，呈上王直给胡宗宪的信：“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唯中国所命。但要通货、互市。”随后，王滶献计，帮助胡宗宪剿灭了徐海、陈东、麻叶等多股倭乱。
平息倭乱迎来曙光
陈可愿走后，蒋洲在王直的陪同下，自松浦出发，继续他在日本的宣谕之行。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天皇名存实亡，各岛自相称雄。其中以丰后、山口二岛的力量最强，寇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多为这两个岛的倭人。
蒋洲先到平户，受到平户酋长的隆重接待。接着到博多，见博多小夷长，得知山口国正处于战乱中，于是改变路线，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到达丰后国，丰后太守源义镇与山口都督源义长系兄弟国，对蒋洲礼敬有加，蒋洲向他晓以寇略中国沿海的利害关系，源义镇“稽首称臣”，表示愿意配合明廷剿灭盘踞在筑前、肥前等地的海盗。
这时，正好有山口使者前来，蒋洲便与使者一起于五月到达山口国。山口都督源义长“虔奉如丰后”“禁诸夷寇边”，送还宁波“争贡之役”中被掠到日本且已在日本娶妻生子的明军都指挥袁进，“又遣使修贡献朝廷谢罪也”。
十一月初，蒋洲到达对马岛。今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着一份《蒋洲咨文》，系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一月蒋洲在对马岛宣谕时的咨文，内容是要求对马岛官方镇压倭寇。另外，蒋洲寄送给山口县大内义长书信的信封，现收藏于山口县毛利博物馆。这两个原件是与倭寇相关的重要史料。
《蒋洲咨文》的大意是：本使受命于明朝政府，为制止日本各地民众屡次到中国边境进行掠夺。于旧年（1555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五岛，经由松浦、博多，到丰后大友氏处进行了会谈。大友氏与本使约定镇压贼徒。请对马岛禁止民众肆意出海或到中国沿海进行掠夺。文中还以曾被明朝吞并过的安南国为例进行威慑，催促对方立即回应。
蒋洲出使日本，历时两年，其间出生入死，成功招抚王直，宣谕日本群岛，修好中日关系，为彻底平息倭乱迎来了曙光。可惜，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明政府内部固有的矛盾大爆发，又使倭患延续了数十年。
功成谤兴悲愤而终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蒋洲与王直一起，率日本贡使团400人、中国流民600人、船10余艘自松浦回国。途中，船队遇到台风，王直所乘的大船被刮到了朝鲜，一行人差点丧命。蒋洲则与日本贡使德阳及大友义长的使者善妙等于7月先期到达定海（今镇海）。
蒋洲回国后，地方官员以为他出使日本达3个年头，一定带回许多金银财宝，纷纷向他索取，严嵩也希望得到海外奇珍，但蒋洲并无寸金可送。于是，巡抚周斯顺以蒋洲未与王直同来为由，一口咬定蒋洲诳骗，要查他是否通倭。经言官弹劾，蒋洲下狱。兴冲冲与蒋洲同来“朝贡”的日本贡使也被官府以印信、勘合手续不符为由“以礼遣回”。
同年9月，王直只带了几个随从登陆宁波，向胡宗宪投降，并表达了为国效力的决心。胡宗宪热情安慰王直后，让他去杭州见巡按王本固。王本固与胡宗宪政见不合，王直一到杭州，即遭其囚禁。
《方舆汇编·边裔典》卷三十七记载：“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虽称悔祸以来，仍欲挟倭而求市。上有干乎国禁，下贻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总之，明朝的大臣们一致认为，像王直这样的坏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胡宗宪本准备上奏嘉靖帝赦免王直，准其戴罪立功，可当他听说群臣正热议他收受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后，为求自保，赶紧想办法撤回原先的奏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该死。”于是，朝旨“斩（王）直于市，枭示海滨。”王直临死前大喊：“蒋洲、陈可愿误我！”“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死后，各路海盗彻底放弃对明廷的幻想，憋足劲与明军死战，致使倭患又延续了数十年。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不无痛惜地指出：“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至于蒋洲，朝中的言官也决不肯轻易放过他。因王直来投降时，船队曾停靠舟山的岑港，引发沿海居民恐慌，以致朝野震动，科臣徐浦弹劾胡宗宪私遣蒋洲引狼入室。御史赵孔昭则以蒋洲出使日本不去见日本国王，而跟着王直在各岛转悠，指控他为王直同党，不明真相的嘉靖帝准备将蒋洲论死，幸亏巡视军情的郎中唐顺之说了句公道话：“不赦蒋洲，将来者必以使绝域为讳，而阻宣力报效之心。”嘉靖帝这才同意放了他。
蒋洲出狱后，抗倭名将谭纶出任蓟辽总督，邀蒋洲做他的幕僚。但此时的蒋洲锋芒殆尽，原先意气风发的他已变得心灰意冷。他含泪谢绝了谭纶的好意，说：“洲本书生，万里航海……唯欲为国家树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谤兴，屈捐命之功，比赎罪之例，洲复何望哉！公休矣。”
1572年，贫病交加的蒋洲病卒于河北昌平县一个小旅馆中。
此时，能够告慰他的，是大明王朝持续200年的海禁坚冰开始消融，皇帝与大臣反思王直等倭乱事件的成因，认识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决定有限度地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这一事件史称“隆庆开关”，成为明政府经济史上的一次回光返照。从此，“倭渐不为患”，抗倭英雄戚继光也从东南沿海调防至北方的蓟州。作为“草根”外交家的蒋洲，他的努力与梦想，最终以这样一种独特且曲折的方式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