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对于宁波人民来说，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是宁波这座城市对外开放、现代化转型的领路人。

撰文 王 益

对宁波情有独钟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作出了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这是继举办经济特区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高潮。在这次高潮中，邓小平同志非常关注宁波，对加快宁波开发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

其实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已经关注到了宁波。1983年，在视察完江浙一带后，邓小平留在杭州过年。一次交谈中，邓小平同志随口说道：“我在公园里遇到过几个宁波人，他们穿着香港式样的衣服。”细节记得那么深刻，说明这些宁波人的气质打扮是很不错的。为什么会联想到是香港式样的衣服，或许正是基于此前邓小平同志在香港接触到的不少优秀“宁波帮”人士，认为宁波与香港两地有着天然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把几千万海外同胞看成是中国大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如何更广泛地团结、发动海外同胞参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他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在与“宁波帮”人士的接触中，海外“宁波帮”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注意。

宁波人素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俗谚“无宁不成市”。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20世纪中叶，“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1984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四位是宁波籍人士。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也占有二席。他们不但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

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远见、外交家的敏锐，预见到了海外宁波籍人士对促进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中国对外开放后，一批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海外和港台工商界人士开始踏足国内，包玉刚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当时享誉世界的船王，香港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海外“宁波帮”中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同志1981年首次会见包玉刚后，他们经常见面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包玉刚每次到北京，邓小平同志都亲自接见或宴请，前后共有15次之多。

宁波有着数目庞大的海外“宁波帮”资源，具有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关注和青睐。宁波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腾飞。

从沿海开放城市到计划单列市

1984年初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功，提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再考虑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部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着重研究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进一步开放问题。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邓小平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葛洪升恰巧被安排在邓小平同志的座位后面，邓小平主动和他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握手。握着他的手，你会感到温暖和有力量。”多年以后葛洪升深情回忆。

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后，中央正式宣布了包括宁波、温州在内的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是继举办经济特区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1984年8月1日，宁波对外开放仅仅三个月，邓小平同志就亲自过问宁波的对外开放问题。他在北戴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询问起沿海城市的开放情况，特别关切地问到“宁波怎么样”，谷牧向他作了简要汇报。听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同志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同志还说：“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精神，1985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宁波主持召开宁波开发和发展现场办公会。1985年11月23日，国务院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担任组长，12个部委、2家银行和浙江省、宁波市共16人为协调小组成员，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88年3月最后一次会议，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3年间先后在北京、深圳、宁波召开了6次会议，协调解决了当时涉及宁波的几乎全部重大问题，包括实行计划单列、港口建设、栎社机场建设、城市总体规划等。

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专门设立协调小组，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国务院落实邓小平同志加快宁波开发开放指示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对宁波加快开发开放与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协调小组帮宁波办的众多实事、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帮助促成了宁波计划单列。

1984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宁波一下子成了国内外的投资热点，仅1984年和1985年两年，就完成了城市建设工程量近1亿元，相当于前32年的总和。这种对投资的“饥渴”让宁波感觉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宁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宁波的发展速度不会慢”，宁波要和大连比一比。但从各项基础设施来看，宁波落后得实在太多，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宁波市整理了一份宁波和大连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对照表，表中所列的数据宁波都不足大连的一半，其中最关键的财政收入，宁波全年可用机动财力仅为2600万元，而工业产值和宁波相近的大连，留用资金是宁波的4.2倍。因为大连已经实行了计划单列。

当时的宁波市委领导就想争取宁波计划单列，但以当时宁波的地位和经济实力，难度可想而知。在协调小组的不断协调努力下，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对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宁波实行计划单列后，扩大了经济管理权限，增强了财力，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逐步增强了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迎来了崭新的发展起点，一批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大项目落户，从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国内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宁波得以实行计划单列，除了协调小组的承上启下和多方协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邓小平同志那几年特别关注宁波的开发开放，对加快宁波的发展寄予厚望，作出了重要指示，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决定支持宁波计划单列的根本原因。

指示建设“东方大港”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对宁波情有独钟，除了“宁波帮”的人文优势，还有“宁波港”的地理优势。

宁波自古就是港口城市。汉武帝年间，宁波沿海就成为舟师行动的起碇地。到了唐代，宁波成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各国贾舶交至。宋代，宁波是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

宁波甬江口东侧、金塘水道南岸的北仑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7.5公里长的深水岩壁海岸线，海域水深20米以上，能吞吐30万吨级巨轮；地处我国大陆沿海中部与长江“T”字形航线的交汇口，位置适中，辐射便捷，自然条件优越，风小港阔，不冻不淤，被誉为中国港口的“皇冠”。

1984年8月，邓小平同志对主管交通工业工作的副总理李鹏讲，他主张“宁波建设东方大港”。1985年1月，邓小平同志与国务院主要领导谈对外开放时又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货轮，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船的运输成本可降低30%。”“发展金三角（长江三角洲），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意义十分重大，既要求中央在全国发展的战略、规划、决策上，充分发挥北仑港的作用，也给宁波指明了发展方向。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1985年，国家正式把北仑港确定为全国四大国际中转港之一。1988年初，中央主要领导在宁波考察之后，国务院决定建设沪杭甬和沪宁高速公路，把北仑港与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连起来。同时，中央决定在北仑港建设大型集装箱码头。

1992年4月30日至5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率国家计委、交通部、能源部和中国石化总公司、国家旅游局、国务院特区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国家部委的七位部级领导专程来宁波视察指导工作，对宁波港口地位、作用和事关宁波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并欣然命笔：“洋洋东方大港，改革开放前哨”，对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寄予厚望。

1992年5月26日至27日，中共宁波市委召开七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明确了建设“东方大港”的远期战略目标，制定了“以港兴市、以市促港”发展战略。围绕这一发展战略，宁波市着力进行了港口建设和以港口为中心的集疏运网络建设，大力发展临港型工业，推动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和港口国际化发展。

港口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也是宁波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实行港口与城市有机互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潜力不断释放，宁波在全国和全省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

宁波从此有了综合性大学

宁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1984年，全国有36所高校的校长都是宁波人。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86年前，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却还没有一所综合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于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宁波构织一个孕育人才的摇篮，成了宁波人一个共同的梦。从1982年开始，宁波市人大代表在市人代会上多次提出，建议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市政府也曾多次努力，终因财力有限未成功。

1984年邓小平作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为宁波建设综合性大学指明了一条路。当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派人到香港拜访包玉刚，请他回家乡考察、探亲，其中的第一目标就是想请包玉刚在宁波捐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的同意。

这年的金秋时节，包玉刚回到阔别40多年的家乡。当得知宁波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家乡人民正在酝酿创办时，回宁波才三天的他欣然决定出资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他说：“宁波面积是香港的10倍，人口与香港差不多，香港有5所大学，而宁波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怎么能行呢？”

同年12月19日，宁波市市长耿典华与包玉刚在北京签署了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洽谈纪要》。邓小平同志对包玉刚造福桑梓的善举深表赞许，并欣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宁波大学于1985年动工，1986年10月建成。邓小平同志还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宁波参加奠基仪式和开学典礼。至此，几代宁波人的一个共同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一代代宁大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宁波大学不负众望，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宁波帮、宁波港和宁波发展的一系列指示，对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日理万机，心系天下，却对宁波这样一座普通城市的工作抓得这样细这样深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不图虚名、求真务实的作风，也体现了他希望国家尽快富强、人民早日富裕的殷切愿望和高度责任感。

可以欣慰的是，当今天宁波人民深情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之时，他对宁波的每一个关怀、描绘的每一个蓝图，都已化作美好的现实。而“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也在浙东大地久远地述说着。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