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平 文
1949年初，浙东地区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我就读位于鄞西的鄞县师范，因撕毁了一张校方镇压进步同学的布告，被追查。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借口去城里办事，我绕道奔赴四明山，傍晚抵达中共鄞慈县工委所在地翁岩，遇见已参加革命的同学杨炳，由他陪同报到，受到县工委副书记韩毅同志接待。因已是黄昏时刻，安排我到山上一个“公馆”去住宿。
我原以为“公馆”大概是一幢富贵人家的像模像样的房子，到了半山腰，才知是在竹林里一间很普通的略大些的草舍。进去一看，地上铺着茅草，上面放着几条破旧的棉被，已有几位同志歇着聊天。
第一次在寂静的荒野山林中，在简陋的草舍里过夜，我感到异常兴奋紧张，好久不能入睡，这就是我游击队员生活的开始。
离休之后，在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驻会工作期间，我和一起担任副会长的李坚同志，对四明山上的“公馆”情况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我俩都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各个游击根据地中，以搭建“公馆”过游击生活的很少有，值得记忆，也值得赞颂。
为了隐蔽坚持的需要
1945年9月下旬，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大多数地方党政军干部奉命北撤，只留下少数党员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党组织全部改为特派员制。
国民党反动派向四明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根据“隐蔽自己，保存力量，树立党的旗帜，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敌人进山时，尽量避免暴露目标，少进村，少接触群众，不能住村庄和群众家。
当时陆埠区特派员鲍纯甫组织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杜徐村山上较为隐蔽的竹林里搭建了大小两个草舍。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和南山县特派员陈布衣，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和特派员机关工作人员等一行17人先落脚在那里，作为隐蔽联络点。再由鲍纯甫负责对外联络，由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负责安全保卫、送粮食等工作。
不久，形势更加严峻，这个隐蔽联络点转移到位于上虞、余姚、奉化、嵊县四县交界的屏风山。刘清扬等搭建了一个较大的草棚住下，大家称之为“公馆”。“公馆”的美称由此传开。
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县留下的同志也找隐蔽处搭建“公馆”安身。
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副主任、鄞县特派员朱洪山带领12人，在孔岙村附近的陈岙山露鸡岙山上搭了一个草舍，称为“露鸡山公馆”，住在山脚下的群众陈林高经常给朱洪山等人送吃的和报告山下情况。朱洪山在“公馆”里领导大家学习整风文件，指导员徐健教大家学文化，写自传。朱洪山写了一首赞颂“公馆”的快板诗，充分表达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山密林小公馆，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不动椅子自动桌，滑轮眠床沙发垫。长年不断自来水，烧饭做菜不冒烟。不是无聊享清福，只为革命做神仙。
朱之光同志带领十余人隐蔽在姚南左溪乡七丘田附近几个山岗上的“公馆”里。
1945年12月，反动派向四明山发动大规模“清剿”“围剿”，甚至以“烧山并村”“雪天清剿”“渔网战”“梳篦战”等狠毒手段妄图消灭我们坚持斗争的同志。形势所迫，大家只好在各地深山冷岙、茂密丛林中纷纷搭建“公馆”隐蔽起来。
地点的选择，除了要隐蔽之外，还要考虑生活、生存的必需条件，如要靠近群众基础好的村落，要有一定的水源，有便于撤退转移的途径等，而且要多建一些备用的“公馆”。经初步计算，“公馆”有上百处。在红色堡垒村周围山上基本建有“公馆”，如孔岙、余鲍陈、芝林几个较大村的山上，各有20多个。
“公馆”名称一般按地点来叫，如“大雷山公馆”“直岙公馆”等。也有根据特点、特殊事件或用途来取名的。如地处山角落的叫“山角公馆”，水源特别充足的，叫“水公馆”，一个处在红枫林中的叫“红公馆”。慈南白岩山上一个刚搭建好的“公馆”，当天下雨漏水较多，便叫“漏公馆”。有个刚建好，当晚住进去的一个同志肚子痛，就叫“肚痛公馆”。1947年初夏，项耿等同志在大溪南面百丈岩上杉树林中搭建了一个“公馆”，晚上入睡后颈部摸到一条蚂蟥，于是就叫“蚂蟥公馆”。红岭村西北尖头山上，海拔500多米的山腰上建了6个“公馆”，命名为“国际饭店”，似乎这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
依靠群众 扎根群众
敌人疯狂“清剿”下，隐蔽在“公馆”的生活更加艰苦、险恶。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白天大家把单薄破旧的棉被裹在身上，晚上三四个人一条棉被紧紧挤在一起。还要做到“点灯不露光，烧饭不冒烟，行动无狗叫，走路无脚印”。在敌人眼皮底下，老虎嘴边，处处小心为上，断粮时只好找些野果、野菜充饥。
当年的“公馆”都是依靠群众来搭建，而且供给食品与安全保卫的任务也落在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当地革命群众的支持，“公馆”难以生存。
芝林岗顶的八猫头山上，原有一座茅屋，住着一对老年夫妇与一个20岁左右的儿子，茅屋主人孙金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积极分子。1945年12月，鲍纯甫和地下党员孙华德，为了给隐蔽坚持的一些领导干部找个落脚点，请孙金和父子俩在家附近再搭建几间草舍，取名“茅公馆”。
从1946年初起，地、县、区三级特派员和许多干部曾住在“茅公馆”。孙金和一家为住“公馆”的同志送米、送菜、送茶水，传递讯息，做保卫工作。父子俩在八猫头山下地里一边劳动，一边观察过往行人，凡见有陌生可疑的人，立即向“公馆”报告，他的家成了供应站、联络站，一家三口成了“公馆”的通讯员、联络员和警卫员。直至1947年夏的一年半时间，这个“公馆”一直平安无事。
从1947年下半年起，敌人对慈南进行“大清剿”，特务发现了“茅公馆”，带领反动派军队到八猫山头拉网式搜山，在“茅公馆”搜到几支破枪。孙金和被抓去严刑审讯，后来，党组织通过统战人士把他营救出来。
1948年下半年，反动派军队又进山“清剿”，再次把孙金和父子抓去严刑拷打，父子俩坚贞不屈。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孙金和家的两间茅屋。党组织通过统战人士把他俩保释出来，暂时栖身芝林岗小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孙金和在芝林村造了两间砖木结构楼屋，他家被评为“红色堡垒户”。1952年春节，浙江省宁波地区革命老区慰问团到芝林村慰问老区人民时，赠给孙金和一块题词“支持革命斗争”的大红匾，悬挂在孙家大门口上。
鄞西十八级岗上有个独户山厂（草舍），房主王阿庚，他按照鄞县特派员陈爱中要求，在十八级岗的深山密林中，先搭建了大小两个草棚，小的放电台，报务员住，大的做集体宿舍，命名为“永安公馆”（后改称“永安公司”）。接着又帮助搭建了许多“公馆”，作为备用。
当陈爱中与鄞江区特派员王圣章等住进“公馆”隐蔽时，王阿庚为“公馆”买米、菜和食盐等，收集传递情报讯息，接待来“公馆”开会的各地干部。
从1946年3月搭建“永安公馆”，至1947年5月四明地区重建主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年多时间里，曾有30多名地、县、区领导干部先后来“永安公馆”隐蔽、开会、学习，研究整个地区的斗争决策等。由于王阿庚的精心掩护，“永安公馆”始终平平安安。
1947年春末，由于叛徒出卖，陈爱中在宁波被捕，叛徒向特务报告十八级岗上有“永安公馆”，反动军警把王阿庚关进监狱。酷刑逼供下，王阿庚坚贞不屈。后经中共鄞慈县工委通过统战人士，花了5000斤稻谷把他保释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王阿庚被推举为鄞县革命根据地代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并被评为“红色堡垒户”。1952年2月，宁波专员公署赠他题有“甘冒危险 支持革命”的大红匾，表彰他对革命的贡献。王阿庚后又被选为省、县政协委员。
罗爱菊被称为“慈南革命妈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姚慈县委宣传部长章文君（女）住在她家。罗爱菊是个小脚女人，没有上过学，在章文君同志引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工作，送儿子参军，自己加入了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其子孙华德按组织决定未跟部队北撤，很快与其他留下坚持隐蔽的同志接上关系。母子俩和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在村周边直岙、八猫头山、川坑山、黄雾岗、清石坑、小股山、老鹰岩台、落夹岙等11处山岳、山岗上，搭建了17个“公馆”，供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和武工队员安身。
“公馆”派了大用场
1947年4月，上海党组织派来浙东指导工作的顾德欢同志，直接来到慈南孔岙大草地山上毛竹林中的一座“公馆”。这是当时最漂亮的“公馆”了，不仅顶上盖着厚厚的稻草，四周也围着稻草扇，里面摆着一张方桌子和几把靠背竹椅子。之前，“公馆”从未放过桌椅，全部用稻草盖的“公馆”也是很少见的。“公馆”的变化，象征着四明山地区斗争形势的转变。
当年5月，党组织动员外出躲避的党员回来参加斗争，动员各村青年积极分子参军入伍，组建区中队和乡游击小组。5月11日，顾德欢、陈布衣、朱之光等领导同志在孔岙山上“公馆”讨论决定立即恢复四明游击根据地。5月15日，在余鲍陈村北山上的草茅庵召开重建四明主力武装大会，成立了小型主力部队，番号是“三支队二大四中队”。
同年12月，以顾德欢为书记的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成立，并决定在1948年1月召开浙东临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四明、会稽、台属、三东（鄞东、慈东、镇东和舟山）四个地区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共200多人。会期较长，负责会务工作的鲍纯甫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在孔岙村山上搭建了23个“公馆”。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又在相隔5里路的余鲍陈山上搭建了“公馆”，作为分会场，保证了为期半个月的临委扩大会议顺利进行。
不久，浙东临委机关搬迁到芝林村作为驻地，芝林村、余鲍陈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又为临委驻地在芝林渚石坑的密林里搭建“公馆”三四十个，代号“新新公司”，供临委机关使用和来往人员住宿。在当地基本群众和武工队的保卫下，直至1948年12月浙东临委南下迁往台属地区的8个多月时间内，临委驻地一直平安无事。
临委机关转移后，只留下少数几个同志负责接纳从上海、宁波前来四明山参加革命的学生和青年，其中李玲花（李坚在山上化名）一人在“公馆”里就接待过数十人。
“公馆”不但作为领导机关的驻地办公处，而且还用作电台、报社办公房，连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都放在“公馆”里。
据时任《新华电讯》报务员乐子型同志回忆：在“公馆”，坚持电台的报务工作比一般同志遇到的困难更多。新闻台是一台装配起来的三灯收报机，虽不大，但工作时，一是要架天线，二是要有工作台，三是晚间工作要点灯。下雨了，“公馆”常漏水，只得在工作台上打雨伞……后来转移到鄞奉交界的十八级岗“永安公馆”，总算平平安安住了一二个月。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浙东敌后武装不断扩大，浙东临委于1948年4月决定把《新华电讯》改为《四明简讯》。在陆埠北面杜徐后山“公馆”（号称“文化公司”），正式出了报纸。1948年冬，浙东临委决定筹办《浙东简讯》。“文化公司”的20多位同志随临委机关转移去天台、路东地区后，徐炎、邹清等同志在四明地区继续编辑出版《四明简讯》。“文化公司”的同志在转移途中坚持收抄电台讯息，编印出版《浙东简讯》。12月份到达新昌县境岭区称子坑南山上，搭起“公馆”，这里经常听到老虎吼叫声，故名“老虎公馆”，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这两份在“公馆”里办的“简讯”报纸一直办到宁波解放为止。
1948年7月，四明后方医院在大岚山上王村附近山岙里的“公馆”正式建立，由史东帆任院长。为了避开敌人的“清剿”，后方医院经常转移。
在敌人不断“清乡”“清剿”下，又有坏人告密，隐蔽在深山密林里的“公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虽有基本群众事先报告敌情，大家警惕性又高，大部分情况下能及早转移，但还有几次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1945年12月中旬，鄞西大雷乡骑马坡村旁大坑山顶的“竹公馆”遭反动派军队袭击，鄞县特派员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吕云洲同志因身患疥疮行动不便，未来得及撤走而被枪杀。
陆埠镇附近的梅岭墩山上，有作为《四明简讯》办公用房的“考验公馆”。1949年2月22日中午，十多名报社工作人员紧急撤离，从上海新来参加工作的刘超、丁千两位同志，走避不及，不幸被敌人枪弹击中身亡。
1949年2月24日，位于鄞西庄夹岙的“桃湾公馆”遭敌人包围，中共鄞慈县二区区委委员陈辉与民运干部徐角方二人被捕，3月11日，与同时期被捕的朱敏、肖章两位同志，在中村对面毛竹山里被活埋。
四明山游击根据地以“公馆”来隐蔽自己，这既是坚持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保护村庄、保护群众的最好办法。解放战争中，四明山的革命武装力量能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直至最后胜利，“公馆”的作用功不可没。
曾经在四明山游击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同志，都为自己有过居住“公馆”的经历而自豪。时任中共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薛驹有《咏四明山竹》一首：满山竹林满目青，竹杖扶我登四明。暮行不怕蛇豸扰，晓倦常卧公馆中。无镬便烧竹筒饭，有菜多是盐笋丁。最能令人舒心事，夜听陕北电讯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