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银凤

历史的风，吹开了1844年的门扉。

这一年，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明清以降，先有海禁，而后闭关锁国。沉寂数百年后，港城宁波是如何因重新开埠完成近代转型，迎来海洋文明的又一次活力复苏？

有着古丝绸之路“活化石”之称的宁波，到了近代又是如何再展风采，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近代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组合联运的宁波舟山港成为当今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埋下了伏笔，一脉相承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

……

为了寻找解开这些谜团的钥匙，我们来到近代宁波开埠区——江北外滩一带实地探访。

宁波海关

见证近代“海丝”百年风云

正是梅雨时节，初夏的江风带来几分潮热，江水在潮水顶托下哗哗流淌。岸边林立的欧式建筑，散发着浓浓的异域风情。沿着甬江岸徜徉，一幢中西合璧、三层加阁楼的外廊式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叩开博物馆大门，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浮现在眼前——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初一，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府签立馆舍租赁协议，将领事馆选址在江北岸。此后，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各国领事馆、天主教堂、浙海关、巡捕房、邮政局、保险公司、洋行等相继建造起来，形成了别具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

“在繁华若梦的老外滩边上，浙海关旧址并不显眼，但它是宁波外滩现存近代建筑中较为精彩的实例，更是中国近代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站在浙海关旧址博物馆一楼展陈大厅，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一锤定音”。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因其据东海航运之要冲，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在近代海关出现前，已有五代的博易务和宋代的市舶司设立于此。

五代，吴越王钱镠在明州港设博易务，允许南北贸易，这是宁波历史上具有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的萌芽。

到了宋代，出现了海关的雏形——市舶司。明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并称“三司”。

元代，“提举庆元市舶使司”管辖范围扩大，为国家“三司”（广州、泉州、明州）之一。

市舶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后逐渐衰微。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取消海禁，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过去的市舶司。

“浙海关是中国最早的四大海关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显示了宁波口岸在历史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徐学敏告诉记者。

鸦片战争后，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在江北外滩设置浙海关税务司，建立浙海新关，专管出入宁波港的涉外关务，民众称其为“洋关”。

浙海新关管理范围包括甬江内、外航道和岸线、水域等，其开展的业务，从航政、领航、船舶登记注册到征税，再到码头货物的装卸、过驳及邮政等，几乎无所不包。

“浙海新关按照近代国际海关的职能组织日常活动，发展多元业务。这一时期，西方科技飞速发展，促进了附近地区的近代化，这些近代化设施也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变革。”徐学敏说。

1948年，浙海关划归上海海关管辖，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分关，浙海关的历史至此结束。

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100多年，它是宁波开埠通商的历史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宁波港的百年沉浮和近代“海丝”的百年风云。

历史的巨轮还将滚滚向前，如今，宁波继续发扬“海丝”精神，吹响港口建设和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强劲号角。

开埠通商

拉开港城宁波近现代化序幕

“近代开埠，对宁波港、城影响深远。重新开埠，从空间而言是一种位移——港口中心由三江口东移到更适合轮船停泊的江北岸，江北岸临近甬江入海口，向东是大海，这让宁波港由内河港向海港又迈进了一步；从时间而言是一种转折——宁波港口和城市近代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从更高更远处俯视，则是一种接力，江北外滩成为内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接口。”中国港口博物馆副馆长毕显忠开宗明义地说。

宁波开埠后，原有的江厦码头已不能满足近代轮船靠泊的需要。随着江北岸船式浮码头的建造及上海至宁波轮船航线的开通，宁波港的重心向着更适宜蒸汽轮船停泊的江北转移，并开始与新兴的上海港建立紧密联系。

而随着浙海新关的设立及新江桥的移位，宁波港轮船停泊区域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由江厦码头转移至江北下白沙一带，其原因显而易见：在下白沙至三江口长约1.2公里的岸线上，甬江河道平均水深6.25米，江面平均宽度290米，可供5000吨的轮船出入。

港口码头的建设也如火如荼。1874年，由招商局建造了最早的栈桥式铁木结构的3000吨级趸船码头，从此，宁波港完成了从江东帆船码头到江北轮船码头的转变。

此后，宝隆行华顺码头、招商局江天码头、宁绍码头等千吨级以上码头陆续建成，航标设施得到改善，航道得到整治，到20世纪30年代，江北岸港区真正成为宁波港航运中心。

随着宁波的重新开埠，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亦拉开序幕。

除了港口主体逐渐从江厦一带转移至江北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城区范围，已突破罗城的限制，逐步外扩至余姚江以北和奉化江以东。

1863年，连通老城区东渡门和江北岸桃花渡的新江桥建成，不仅极大方便了江北岸与老城区的往来，也显著加快了老城区与江北江东两个新兴城区的一体化进程。

当时的江北外滩一带，开始形成新的城市中心。新式马路、学校、医院、银行、邮局、海关、工厂、仓库及给排水管、电力网线等纷纷兴建，许多老城区的商行纷纷转移至此，使得这里成为宁波近代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和工业的诞生之地。

原本封闭集中、界域分明的千年府城，逐步转变为空间开放、多区并存的近代城市；城市业态也由以传统手工业、商业为主体，逐步转变为以近代航运业、金融业、工商业为支撑。这是古老宁波演进的终曲，也是现代港城嬗变的序章。

20世纪70年代，随着镇海港区和北仑港区分别启动建设，宁波主港区开始从三江汇流处转移至甬江入海口，再转到深水海岸线，港口能级也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

今天的宁波，正在朝着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远大目标迈进，蓝色脉动的“硬核力量”将再一次被彰显。

人文渊薮

天下“宁波帮”从这里起航

三江汇外滩，潮起潮落百余年。1844年开埠的宁波老外滩，一直是“外国人看宁波，宁波人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和老外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著名的“宁波帮”，他们参与创造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自1844年开埠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宁波老外滩，是近代宁波商帮的起航地、水运文明的见证者。严信厚、包玉刚、邵逸夫等工商业巨子，皆从此处踏上了更加辽远的征途。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后起之秀”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白斌进行了深层次分析。

“宁波帮”利用宁波老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对内、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在此创办轮船公司，其中以朱葆三、李云书等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

“宁波帮”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他们以上海、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

“从老外滩扬帆，去上海、下南洋、闯世界，‘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在与潮和海的搏斗中，宁波人锤炼了经商才干，也培育了敢于闯荡、敢于冒险的精神，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商帮群体。”站在甬江畔的沿江码头，白斌感慨地说。

宁波老外滩现存的31处文物建筑，多处与宁波商帮有关。这里汇聚了严信厚父子、朱葆三、谢恒昌、朱旭昌、李云书等一大批著名“宁波帮”人士的宅第。

在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堤交接口，有一幢巴洛克风格与中式建筑风格交融的跨街大宅，它叫严氏山庄，原是“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的私宅。严信厚在江北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成为宁波工业化的起点。

与严氏山庄毗邻的一幢石库门风格的建筑，是宁波籍的上海大亨朱旭昌的宅邸，他任董事长的大华公司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国产电表。

从老外滩出发，“宁波帮”纵横四海，成了一代传奇；新时代的新甬商，坐拥“港通天下”的优势，开拓进取，续写“宁波帮”勇闯世界的新传奇。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40周年，在这特别的历史时刻，溯源起点，展望未来，一种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老外滩就像一位老者，欣慰地凝望着这一切——不管宁波人走得多远，他们不会忘记起航之地“老外滩”。

百年跌宕如一梦，东方风来满眼春。踏上新的征途，“宁波帮”和宁波港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唐严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