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丽敏

“吉时到，开窑！”6月6日，慈溪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内的柴烧仿古龙窑，在众人的注视下开窑，一件件青瓷再现千峰翠色。

千年前，同一片土地上，火光跃动，成千上万件青瓷从越窑出炉，搭乘商船，穿越浩渺烟波，流向世界各地。

越窑青瓷，为何能成为古代“跨境贸易”的热销品？通过陶瓷之路，是否可以掌握古代海上贸易版图？今日的宁波又与其有着哪些必然联系？

为了解开疑惑，我们找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王结华和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厉祖浩，一路探寻答案。

窑火千年，从“制造”迈向“智造”

“越窑从东汉在上虞曹娥江流域创烧，至南宋初停烧，其窑火延续了1000余年。曹娥江流域、上林湖和东钱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三大中心产区。”厉祖浩开门见山地道出了上林湖越窑的历史地位。

初夏时节的上林湖畔，停眸皆青翠。谁能想到，千年前这里曾窑火熊熊、陶土生辉。

沿着青石板路蜿蜒前行，我们抵达荷花芯窑址，看到了烧制越窑青瓷的唐代龙窑遗址。遗址倾斜而下，窑顶虽已不复存在，但从窑床上遗留的垫饼中，依旧可以窥见当年烧窑时的繁忙。

厉祖浩介绍，唐宋时期，越窑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上林湖区域，形成了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和里杜湖四大片区，最重要的上林湖片区目前共有115处越窑窑址，点缀在湖的四周。

20世纪30年代，陶瓷考古学界泰斗陈万里先生曾多次到宁绍平原调查越窑遗址，并于1935年到达上林湖，确认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地。专家认为，这里还是唐宋时期著名的秘色瓷产地。随着法门寺地宫14件秘色瓷的出土，以及近年来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现与发掘，这一论断被证实。

进入坐落于上林湖南岸的越窑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器型丰富、纹饰种类繁多的越窑青瓷，如莲花纹盘托、荷叶纹碗、秘色瓷花口盘、秘色瓷盖罐等。这些瓷器制作精良，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尤其是代表青瓷工艺最高水平的秘色瓷，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走到一件秘色瓷碗前，厉祖浩停下了脚步：“这件瓷器看上去就像玉一样温润透亮，这就是秘色瓷如冰似玉的特征，再仔细看，碗里就像盛着一泓清水，其实里面空空如也，可谓无中生有”。

透过这些古老的瓷器，古代制瓷工匠练泥、拉坯、施釉、烧窑等场景仿佛跃然眼前。一抔抔瓷土通过窑火淬炼，炼出千峰翠色。越窑烧制出了上百种瓷器，根据其功能和用途，可以分为外销瓷、日用瓷、进贡瓷和定制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作为‘母亲瓷’，越窑青瓷开创了素雅之美的先河。特别是唐宋时期，其釉色之美与当时以素为美的社会审美相契合，引领着审美取向。”王结华说。

除青瓷器具外，其衍生的瓯乐，清脆空灵，深受文人雅士和士大夫的喜爱。千年之后，瓯乐韵味不减，进校园、入剧院、出国门，再现宋韵江南的浪漫。

王结华还赞叹，越窑青瓷作为古代手工产品，凝结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其产品不断丰富，装饰艺术趋向优美，这实际上是从“制造”走向“智造”的过程。

这一跨越，正是越窑青瓷走向世界、流芳海外的重要基础。

扬帆出海，大港与青瓷的“天赐良缘”

当远洋船队扬起风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商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清晰显现。伴随着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瓷器踏上了远航之旅，成为异国市场上的“明星商品”。

说起青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与港口这两个关键词无法绕过。

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泉州、宁波（唐宋时称明州）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口组成，串点成线，由此通联世界。

而从地图上看，宁波地处东南门户、南北要冲，自古兼得江河湖海之利。“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中外的宁波，是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出海口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尤其是晚唐至元代，宁波港迎来发展鼎盛期。”作为句章港城的资深研究者，王结华深谙宁波港口的历史地位。

唐朝时，明州港被当时的朝廷指定对外开埠的港口之一，不但与一水相隔的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有交往，而且与东南亚甚至非洲的贸易也十分频繁。作为越窑青瓷两大生产中心的上林湖窑场和东钱湖窑场，距离明州港都不远，因而受益无穷。

唐宋盛世，越窑青瓷迎来外销高峰。明州港桅樯林立，大船驶出，向东北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东南可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向西南可到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地，以及非洲的埃及、坦桑尼亚等地。

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让越窑瓷器源源不断走向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也因而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越窑瓷器贸易的繁盛，沉船亦可为证。史料记载，唐宝历二年（826年）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6.7万件，越窑瓷器占比为0.2%；10世纪中叶的“印坦”沉船，出水瓷器7000余件，越窑瓷器占比为20%；10世纪后半叶的“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49万余件，其中越窑青瓷在30万件以上。

在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三楼展厅里，陈列着多件印尼爪哇井里汶海域出水的越窑青瓷，如五代的花口盘、北宋的莲花纹碗等。

继续追寻考古足迹，在朝鲜半岛，新罗、扶余、益山弥勒寺遗址都有唐代的玉璧底碗出土；在波斯湾地区，苏哈尔古城堡遗址中出土了五代时的越窑青瓷残件；在非洲，埃及福斯塔特古遗址出土的唐代越窑瓷器中，就有上林湖所产的平底凹形玉璧底碗……

青瓷不语，却成为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的纽带。

古今交汇，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

跳出器物本身的实用属性，越窑青瓷还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在王结华看来，它凝聚在工匠精神、人文精神和城市精神等方面。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王结华告诉记者，制瓷工人赋予越窑青瓷诸多创新。比如从龙窑来看，其独特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创举，依坡而建，头低尾高，犹如一条向下俯冲的龙。从窑的长度到斜坡的设计，再到温度的调控和密封度的把控，都凝结着匠人的巧思。一旦烧制失败，产品即被销毁，不会流向市场。

“这种精益求精的过程，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今天的宁波已成为‘制造大市’和单项冠军之城，各家企业锲而不舍的钻研和创新精神，与古人制瓷的匠心一脉相承。”王结华说。

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

“越窑青瓷不仅仅作为一种物品输出，同时搭建了与海外国家人文交流的桥梁。”王结华说。

据史料记载，东南亚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越窑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输入日本以后，越窑青瓷得到青睐，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器具和艺术品；著名的高丽青瓷也部分脱胎于越窑青瓷，它最早继承的便是越窑的制瓷工艺……

文明交流是双向的过程，越窑青瓷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吸收了海外文明的精髓，其中不乏音乐、舞蹈、服饰、动植物等，大量地反映在瓷器上。在宁波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器物上，鹦鹉图案的装饰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常见的胡人形象，以及莲花、狮子等佛教图案造型，无不显示佛教海上东传的印记。

王结华说：“我们影响了世界，反过来我们也在接纳世界的影响。这种互通有无、彼此浸润与影响，成就了今天的宁波。”

开拓开放的城市精神——

“为什么宁波在近代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因为宁波拥有长期对外开放的历史，是重要的交通贸易口岸。”王结华解释。

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宁波一直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从昔日的“明州商帮”远渡重洋到今日的“千军万马闯市场”，宁波人始终抱有敢为人先、开拓开放的精神追求。

这种精神已渗入城市的肌理，成为其独特的文化基因。正是这种基因，让宁波在对外开放的大路上阔步前行。

例如，“朋友圈”越来越大。自1983年与日本长冈京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以来，宁波已与世界58个国家的114个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结好数量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

再如，海运航线不断刷新。宁波舟山港的300多条海运航线，连接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

又如，外贸品类与日俱增。纺织品、农产品、汽车、家用电器、机电产品……从生活必需品到高端制造业产品，成千上万种产品从宁波出口到各个国家。

扬帆出海，通达世界。海洋赋予宁波的开放理念，几千年来历久弥新。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上林湖越窑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