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邬怡灵 王层裕 何腾涛 王红雨 陈锦溢

在尚田街道印家坑村的晨雾中，一幅乡村画卷悄然展开：溪水蜿蜒，畲族老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村民在田间劳作，鸡鸭犬鸣间，一群学生围坐写生。带着他们拾光入画的，正是奉化农民画第二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玲玲。

在胡玲玲的笔下，竹编斗笠跃然纸上，畲族彩带飘逸飞舞。“这些最普通的风土人情，就是农民画最鲜活的生命力。”她说。

据了解，奉化农民画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一种源于民间、扎根农村的艺术形式，它以劳动场景、风土人情为题材，以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展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多是农民自己制作和自我欣赏的绘画和印画，风格奇特，手法夸张、有东方毕加索之美誉，其范围包括农民自印的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1988年，奉化被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间绘画画乡”，2006年，奉化农民画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渔网到画布

农民画的当代表达

农民画的故事，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铺展开来。“农民画就是反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胡玲玲的父亲——胡永法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奉化农民画应运而生，题材广泛、色彩鲜艳、风格拙朴，迅速在民间艺术界崭露头角。胡永法正是农民画“黄金时代”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出身渔村的他靠做漆匠的手艺和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用画笔记录下渔港的烟火与潮汐、村庄的节庆与四季。他的农民画常以渔民、海洋为题，情感质朴，画风鲜活，曾在各类展览中屡获大奖。

作为奉化农民画第二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玲玲的成长几乎就是在宣纸与颜料中度过的。从小耳濡目染，她12岁就正式拿起画笔，后来在美术学院学习装潢设计。1999年起，她在奉化某校开设农民画课程；2008年，她进入奉化文化馆，着力打造农民画团队；2011年，她被认定为奉化农民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她的坚持下，曾一度凋零的奉化农民画重新聚拢起一批热爱者，他们中有退休教师、学生和普通村民，平均年龄30岁左右。他们可能并不专业，却用最质朴的方式绘出生活之美。胡玲玲创作的《渔获图》《母子情》《鸡趣乡情修补》等作品屡次获奖，将传统题材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也成为奉化农民画走向更广舞台的代表。“农民画不是静止的技艺，而是一种流动的乡愁。”她说。

如今，在胡玲玲和众多民间画师的推动下，奉化农民画正一步步走出“展览馆”，走进“田野间”。胡玲玲带领团队走进印家坑村，开设农民画公益课程、研学活动；与学校合作设立非遗课程，让孩子从小接触本土文化；借助农民画创作本土文化长卷、文创插画、旅游包装设计，让非遗变得有趣、有用、可传播。胡玲玲说：“农民画不仅是过去的回忆，也可以是乡村未来的底色。这不再是一门被‘保护’的老手艺，而是一种能‘激活’乡村活力的新语言。”

到了第三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辰这里，农民画变得更加个性、新奇。大学主修建筑设计的他，一度觉得农民画太“传统”，直到一次参加母亲胡玲玲组织的农民画体验活动，他被那种自由大胆的表达方式所吸引。“建筑设计很规范，但农民画给我一种表达内心的自由感。”王辰说。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重塑农民画，加入更多个人感受、现代元素和视觉语言。王辰将数字绘画、色彩理论、现代视觉语言带入农民画创作中。他的画风更具表现力，喜欢用大色块与变形元素表达感受。2022年，他的作品《母子情》成功入选“寻美宁波 匠心甬艺”艺术展，成为新一代农民画传承人中的新锐力量。“我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农民画不仅属于老一辈，它也可以潮、可以酷、可以讲述当下的生活。”王辰说。

“农民画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可以将不同文化连接起来。”胡玲玲常说，非遗之间，也能彼此赋能、相互激活。近几年，她带领学生以农民画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围绕奉化本地非遗项目的主题作品。牛肉干面、千层饼、酱烤猪头、奉化布龙、畲族银饰……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民俗元素，在农民画中汇聚，构成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长卷。

在位于奉化文化馆的画室中央，一幅描绘奉化布龙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画中布龙色彩浓烈、线条奔放，将节庆的热烈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幅描绘牛肉干面制作过程的作品，以分镜头式的构图，展现面团拉伸、牛肉炖煮、热气腾腾上桌的全过程。“我们希望通过农民画，把这些非遗用更可视化的方式‘画出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奉化布龙、什么是酱烤猪头。”胡玲玲说，“让非遗之间产生对话，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方式。”

胡玲玲计划将画着奉化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农民画作制作成文创明信片、非遗手账、插画、动画，在学校、社区和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更鲜活的形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非遗不能孤立地活着，文化之间是可以互相成就的。”胡玲玲用农民画这支“画笔”，把奉化非遗代表性项目连成了一幅幅流动的“文化地图”，把农民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内涵，画得更具生命活力。